台北股市在蛇年封關前寫下一項紀錄：股價跨過千元門檻的「千金股」突破卅三家。對部分投資人與輿論而言，這被視為台灣高科技與半導體產業競爭力的象徵，也被解讀為企業成功升級的成果；然而，回到資本市場的功能與制度設計檢視，此一現象是否真如外界想像般正面？
首先必須釐清，股價本身並非企業價值的直接指標；股價高低，只是市值與流通股數相除的結果，企業真正的實力體現在獲利能力、股東權益報酬率、競爭優勢與長期成長性。國際市場中不乏基本面穩健、股價長期上升的企業，在股價過高影響市場參與時，透過股票分割等方式調整結構，以維持交易的可近性與流動性；這並非削弱企業價值，而是讓市場機能正常運作。
以美股為例，蘋果、微軟、輝達等大型科技公司，皆曾在股價累積至一定高度後進行股票分割，使投資門檻回歸合理區間，確保市場參與廣度與交易活絡。這種將股價結構「工具化」而非「神聖化」的做法，體現了成熟市場的核心精神－股價結構應服務於市場深度，而非成為企業身分或地位的象徵。
相較之下，台股部分高價股長期維持極高交易門檻，使一般投資人難以參與。當一張股票動輒需要數百萬元資金，投資就不再只是風險承擔的選擇，而逐漸成為資金規模的篩選機制。即便近年推行的盤中零股交易提供了緩衝管道，但在撮合效率與價格連續性上，零股市場始終難與整股市場等量齊觀，反而形成「結構補丁化」的次級市場，未能從根本解決市場參與的斷層。
市場參與結構一旦過度集中，影響不僅在於公平性，更牽涉價格形成機制的健全程度。當交易主要由少數法人與大額資金主導，價格波動反映的不再是多數投資人對企業價值的集體判斷，而是特定資金配置的結果。長期而言，這類低流動性的高價結構，極易在市場遭遇震盪時放大系統性風險，削弱市場的抗壓韌性。
從另一角度看，也並非所有成功企業都必然選擇上市。國際知名企業如宜家家居、博世等，長期維持不上市狀態，仍能支撐全球化經營與技術累積；台灣亦有具規模與競爭力的公司如長春石化，選擇以自有資金與審慎治理，推動研發與產能布局。這些案例提醒，上市並非企業成功的必要條件，而是一項涉及治理成本與制度選擇的決策。
回到資本市場的原始功能，企業上市的目的，在於透過公開市場向非特定大眾募集資金，支持研發、擴產與長期發展。然而，部分高價股企業在上市後，從未透過公開市場籌資，卻長期享有上市帶來的流動性溢價與品牌效果，甚至刻意維持高門檻的交易結構。這種形式合規、實質偏離的現象，構成監理制度中一塊長期被忽視的灰色地帶。
因此，監理機關在看待「千金股家數創新高」時，不宜以數量成長做為政績或市場榮景的象徵，更應主動檢視高股價是否已實質排除多數投資人、市場流動性是否過度集中，以及制度設計是否仍符合普惠金融的初衷。資本市場不是用來製造身分象徵，而是用來配置資源、承載風險、支撐產業長期發展。當監理僅止於合規檢查，卻未回應高價股造成的結構性排他效果，繁榮恐難以成為治理成熟的象徵。
（作者為東海大學管理學院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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