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重新鋪起一座「橋」
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後，4月22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被行政院會撤銷，5月1日作為官方喉舌的《台灣新生報》（以下簡稱《新生報》）副刊大幅改版，恢復綜合副刊「新地」，每周出刊三期，由包可華（宣傳委員會）主編；新設「文藝」副刊，逢周日發行（後改為周三），由何欣（國語運動推行委員會）負責。5月11日，陳儀離台。5月15日，新任省主席魏道明，由警備司令部參謀長鈕先銘陪同抵台。5月16日，台灣省政府成立。8月1日《新生報》副刊再次全面改版，歌雷（史習枚）接掌全部的副刊編務，其中取代「新地」副刊者即為「橋」副刊，而取代「文藝」副刊者則為「學生世界」。
歌雷在復旦大學新聞系（重慶）就讀時，就與魏端（端木野）、馬克任等同寢室的學弟們「共同編寫一份稱為《橋》的壁報，站在親政府的反共立場」（馬克任《報壇耕耘六十年》）。由此可知，1947年歌雷在台灣重新鋪起一座「橋」，這個意象的政治意涵，首先是在溝通左派與右派，其次才是在「後二二八」的台灣情境裡，重新建立省內外的交流。因為事實上，在1948年三月楊逵正式投書、歌雷接續宣布「歡迎本省作家投稿」之前，本省作家在「橋」副刊上發表的文章，幾乎可以說是屈指可數。
▋為人生而藝術vs.為藝術而藝術
1947年11月3日，橋副刊登載稚真〈論純文藝〉；11月7日，揚風發表〈請走出「象牙塔」來：論稚真君的「論純文藝」〉，以現實主義和大眾化的角度，批評「純文藝」論述，橋副刊展開第一波的文藝路線論爭，此亦「為人生而藝術」或「為藝術而藝術」之爭。11月9日，歌雷聲明：橋副刊是一個「自由」而「真實」的園地，並期望「這幾篇文章必定會對台灣文藝界，引起一點有意義的論爭，這實在是好的現象」。顯然編輯歌雷對此文藝路線論爭是有所鼓動，甚至是在刻意引戰。11月24日，歌雷再次聲明：「由〈論純文藝〉所引起的論爭，得到了讀者廣大的支持」，已收到的論爭文稿已達二十三件，而且最遠有從漢口寄來的稿件。純文藝論爭後來轉變成為揚風與凌風兩人之間的「信爭」；12月31日，歌雷公開徵文「論文學批評」，刻意要為「信爭」畫下句點。1948年1月9日，橋副刊發表謝青〈關於這次論爭的一點意見〉，總結了純文藝論爭以來的交互攻訐，提出希望論爭是「文藝建設理論的論爭」。
1948年3月15日，歌雷公開致信楊逵表示已收到〈如何再建台灣文學〉一文，但「請你用日文再寫一次，我請人為你翻譯，並充實你已寄來的這篇文章的內容」。相隔一周之後，3月22日歌雷發布聲明〈歡迎本省作家投稿〉，具體辦法為：「用國文寫的，我們在文字上幫忙修飾與整理」；「國文不能表達的，部分用日文寫出（或全部用日文），我們請人代譯，或先譯好寄來」；「用中文寫出，附日文原稿，我們根據原稿來充實本文的內容」。聲明中還表示，即將刊出楊逵〈如何再建台灣文學〉一文，該文有「中文與日文兩篇，我們根據兩篇內容，再綜合發表」。3月26日，歌雷表明楊逵的文章已經完成翻譯，並預告在下期登出。同時揚風發表〈新時代、新課題：台灣新文藝運動應走的路向〉，該文的主張與楊逵高度類似，並回頭呼應了1947年11月7日歐陽明〈台灣新文學的建設〉之論點。
3月29日，橋副刊正式登出楊逵〈如何再建台灣文學〉，該文是由孫達人翻譯，並綜合中、日文兩篇文章完成。楊逵呼籲在台灣的文藝工作者（不問本省人或外省人），應該「結成一個自己的團體」、「鼓吹並召開文藝座談會」，其後「由各報副刊編者協助物色翻譯人員，從事翻譯並揭載以日文寫的文藝作品」，「使省內外的作家及作品活潑交流」，而「為使文學與人民大眾聯繫一起，喚起群眾興趣，鼓勵群眾參加文藝工作及創抒，提倡寫實的報告文學」。後來所稱的「橋副刊論爭」，主要即由楊逵投稿橋副刊開始，並延續到1949年四月橋副刊被迫終結為止。
▋尋找台灣文學的「過、現、未」
橋副刊論爭可以分為台灣文學的「過、現、未」三個部分來理解。
首先，對於「過去」殖民地時期台灣文學的評價，在論爭的發展過程中，逐漸被確認為其本質是「反帝、反封建」。這個概念初見於歐陽明〈台灣新文學的建設〉，其後在第二次茶會上被楊逵追認。例如後起的林曙光則認為：賴和「堅持反帝、反封建，始終不妥協、不屈服、不投降」。「楊逵先生的作風，常帶有普羅文學的色彩，……他的作品是以反帝的因素占多。至於呂赫若先生的作品，是筆鋒冷峻，鄉土色彩濃厚，富有反封建的意識。」（〈台灣文學的過去、現在與將來〉）
對於「現在」台灣文學的評價，意即台灣文學有無「特殊性」的問題，這是整個橋副刊論戰的核心，而其關鍵就是「語言」問題。例如在第二次茶會座談上，楊逵認為「特殊性是語言上的問題」，今日台灣文學界「消沉得可憐」，這原因「其一在語言上」，「其二是政治條件與政治的變動，致使作者感著不安威脅與恐懼」。歌雷則概括地提出「台灣文學今日所有的特殊性」大略有四項：一是台灣作者所用的文字除日文外，所用的中文，仍停留在五四時代。二是台灣在「文學上滲雜日文語文與台灣所有的一種鄉土中所變化的俗語與口語的語文」，三是台灣的文藝工作者「作品帶有濃厚的個人的傷感主義與低沉的氣氛」，而「缺少一種創作的活潑性與豐富性」，四是「台灣作家的成功作品大多保有一個最強烈的共通點，就是民間的文藝形式與現實化」（〈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第二次茶會總報告的過去〉）。這個從語言「特殊性」展開的討論，後來逐漸變成政治觀點的差異性。例如葉石濤後來曾總結地認為：「省外作家大多認為台灣文學不宜過分強調地方特殊性」，而「省籍作家卻持不同的意見，……希望台灣文學扎根於台灣的特殊性」（《台灣文學史綱》）。
對於「未來」台灣文學的發展，則是關於「新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之間的論辯。例如阿瑞在〈台灣文學需要一個狂飆運動〉中，強調「開放個性、尊重情感」，主張「暫時忘卻社會及歷史的積累，盡力發揮個性的創造精神」。雷石榆則認為，阿瑞的「見解正當的，但不是具體的」。他提出以「新的寫實主義」為創作方法，所謂「新的寫實主義是自然主義的客觀認識面，與浪漫主義的個性、感情的積極面之綜合和提高」（〈台灣新文學創作方法問題〉）。
▋走到橋的盡頭之後
1949年3月1日，橋副刊被限縮改為每周刊出一期。4月6日歌雷因為登〈和平宣言〉案，遭到警備總部逮捕（但不是因為四六事件，世人對此多有誤解）。4月12日，橋副刊登出第223期後宣布停刊。歌雷後雖獲不起訴處分，但仍遭羈押將近一年，至1950年3月24日獲釋。1959年歌雷重回報界，在《聯合報》擔任編政組主任。1964年於《聯合報》創辦《聯合周刊》。1967年四月《經濟日報》創刊，歌雷出任副刊主編，但旋即於九月因報導琉球主權歸屬問題，獲罪於當局而遭撤職。1987年九月病逝。
2001年歌雷家屬提出冤獄賠償訴訟時，台北地方法院曾在決定書（90年度賠字第40號）中引述歌雷「獄中日記」以為證據。我們希望歌雷這部珍貴的日記，或許將來有機會能夠重現於世人面前，就像當年橋副刊引導了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重建，歌雷也仍將持續綻放光芒閃耀於台灣文學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