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黛拉文學獎（The Stella Prize）是澳洲授予女性與非二元性別作家最重要的文學獎項。除了生理性別為女性的作家，這個獎項特將「女性」的定義擴張，亦接受自我認同為女性的跨性別作家參與此獎項的選拔。接受的文類，包含小說、非小說與詩集，旨在鼓勵澳洲女性作家從事寫作，並能夠藉由此獎項推廣澳洲女性作家的作品。與台灣的文學獎不同的是，史黛拉文學獎的評選不細分文類，每年由評審團選出十二部入圍長名單的作品，之後淘汰至六部短名單，最後獎項得主可獲得六萬元澳幣（約一百二十萬台幣）的獎金。史黛拉文學獎被視為澳洲文學界推動性別平權的重要指標。此獎項建立於2013年，至今僅十一年的時間，但是它已經可與在澳洲具有悠久歷史的富蘭克林文學獎（Miles Franklin Literary Award）相提並論，可見這個文學獎所得到的社會關注度與影響力。
▋把名字還給她：獎項起源
討論史黛拉文學獎，就不能不提及與它具有微妙關係的富蘭克林文學獎。一方面，史黛拉文學獎是針對富蘭克林文學獎得主男女性別比例差異的反思而設立的獎項，另一方面，兩獎項可說是系出同源：這兩個獎項都是源於十九世紀末澳洲女作家富蘭克林。
富蘭克林的全名為史黛拉．瑪利亞．莎拉．邁爾斯．富蘭克林。富蘭克林文學獎就是由她所設立。富蘭克林出生於1879年，她在二十歲左右就在英國出版了第一本小說《我的璀璨生涯》（My Brilliant Career），頗受好評。但富蘭克林在出版此書時，有鑒於當時出版市場與讀者市場對於女性作家的差別對待，她不想因為自己的性別而模糊焦點，因此選擇了使用自己姓名中較中性的邁爾斯．富蘭克林為作者的姓名，刻意模糊化作者的性別。之後富蘭克林離開澳洲，旅居美國與英國，從事過許多不同的工作。雖然她從未放棄寫作，但出版過程並不順遂。一直到1927年她再度回到出生地澳洲之後，她的寫作生涯開始飛騰，連續出版了六部關於澳洲早期移民的歷史小說，大受歡迎。但她依然選擇以男性筆名布蘭特出版。遲至1930年代，富蘭克林才開始以自己的名字與女性身分出版作品，並屢獲文學獎肯定。
成名之後的富蘭克林，致力於建立澳洲文學，鼓勵新作家從事文學創作。1954年在她過世之後，依據她的遺囑，設立了富蘭克林文學獎，是一個針對小說文類的獎項，也是目前澳洲最權威的文學獎項之一。1957年的第一屆得獎者派屈克．懷特（Patrick White）後來也在1973年得到諾貝爾文學獎。
即便富蘭克林自己的寫作生涯，經歷過性別不平等的待遇，而富蘭克林自身亦是女性平權支持者，富蘭克林文學獎似乎並無承襲她對於男女平權的主張。最為人所詬病的，就是男女得獎者的人數比例相距甚大。依據2021年七月《雪梨晨鋒報》的統計，歷屆富蘭克林文學獎的男性得獎者是女性得獎者的兩倍。在2009年與2011年，所有提名作品全是出自男性作家。史黛拉文學獎就是因為富蘭克林文學獎這樣失衡的性別比例應運而生。在2011年國際婦女節，一群女性作家、評論家以及出版相關行業人士，發起專為女性作家設立的文學獎項，希望以此改變澳洲文學界的父權文化。起初她們的發想是仿效英國的橘子文學獎（Orange Prize for Fiction），因此在為獎項命名時曾考慮也使用水果的名稱，例如：芒果獎。但後來所有人一致認同，使用富蘭克林的原名史黛拉更能彰顯這個獎項設立的意義。
2013年這個獎項正式成立。或許因為它的設立，為富蘭克林文學獎帶來壓力，促進了富蘭克林文學獎在提名者性別平權方面的改變。2013年之後，富蘭克林文學獎的女性得獎者比例大大增加，人數甚至超過男性作家。這或許是史黛拉文學獎當初設立時始料未及的正向影響。
▋對原民、女性、歷史的書寫關懷
綜觀史黛拉文學獎所有得獎作品，關懷的主題大致可分成三類：澳洲原住民議題，澳洲女性的弱勢社會地位，以及從女性的眼光重讀澳洲史。這三方面都是目前澳洲社會關注並亟待處理的議題。
在過往的十一位得獎者中，原住民作家就占兩位。分別是2022年以詩集獲獎的年輕作家艾芙琳．艾拉路恩（Evelyn Araluen），以及在2018年與2024年兩度獲獎的艾麗西斯．懷特（Alexis Wright）。今年七十四歲的澳洲萬宜族（Waanji）作家艾麗西斯．懷特尤其受到關注，因為她不只是澳洲各文學獎的常勝軍，也是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人選。她的創作跨越各種文類，敢於嘗試實驗性的創作風格與議題。2018年她的得獎作品是關於一位原住民領袖崔克．諦莫斯的傳記《崔克》（Tracker）。作品中集結了懷特對於崔克的朋友、家人，甚至是敵手的訪談，也收錄了崔克與懷特的對話，以此拼湊出這位原住民政治家／企業家的性格與生命樣貌。崔克是「被偷走的世代」一員：幼年便被迫與原住民父母親分離，強行被安置到白人家庭。他的生命故事，亦折射出澳洲原住民在白人政府統治下所經歷的磨難。
2024年懷特以一部超過七百頁的小說《讚美鎮》（Praiseworthy）同時獲得富蘭克林文學獎與史黛拉文學獎。此小說著眼於她長期關懷的原住民議題，更觸及目前一般文學較少討論的全球氣候變遷問題。這一本常常被評論家視為史詩作品，與她的第一本小說《卡奔塔利亞灣》（Carpentaria）相似，角色設定為居住於澳洲北部的原住民一家人，這地區也是懷特幼年的成長環境。在被霧霾汙染的小鎮，故事中的父親是族人領袖，想方設法以異想天開的方式，為族人尋找一種與原住民傳統生活價值共生的賺錢途徑。而這個家的母親一心只想離開這個破落的小鎮，偷渡到遙遠的「中國」重新開始生活。他們十七歲的大兒子名叫「原住民自決」，因為這是他的父親最常說的話。這個代表族人希望的男孩卻企圖自殺。而這個家八歲的小兒子，生活在網路與媒體的世界裡，是徹底被白人政府洗腦的產物，他認為他的族人都是危險的戀童癖，他的願望就是能夠成為真正的白人。這本小說無論是題材上和敘述手法上，均呈現出懷特突破框架的創作精神。
《讚美鎮》在文學形式上，突破了傳統小說，說故事的架構型態，以一種魔幻寫實的手法，聚焦於角色心理狀態的描寫。在優美詩意且看似幽默的文字中，反映出原住民在白人殖民統治下荒誕的生命悲歌，亦是對澳洲政府原住民政策的沉痛抗議。
▋澳洲的女性平權與閱讀的未來
回應史黛拉文學獎設立的初衷，男女地位的不平等一直是澳洲亟待改善的社會議題。所表現出常見的社會現象，不僅僅是男女受薪水準的不同，女性所受到的家庭暴力更是澳洲最大的社會問題之一。依據澳洲政府的統計，2021年至2022年，大約有百分之二十三，也就是大約四分之一的澳洲成年女性遭受過家庭暴力。這樣普遍存在的男性沙文主義，在2024年四月雪梨一購物中心的殺人事件，表現得尤為明顯。一名四十歲的男性隨機砍殺路人，其中十四名是女性，兩名是男性（包含與之對峙的保全人員），造成六名女性及一名男性死亡。這個明顯是針對女性而來的案件震動整個社會，引發女性上街頭遊行，要求兩性平權與重視女性人身安全。
這一案件僅是澳洲女性安全問題的冰山一角，2016獲得史黛拉文學獎夏綠蒂．伍德（Charlotte Wood）的小說《萬物的自然法則》（The Natural Way of Things）即以1960年代澳洲一女子監獄，採取不人道方式待遇對待囚犯的真實事件為發想，描述兩名主角被監禁的反童話、反烏托邦故事。另一位以關懷女權議題在2020年獲獎的潔斯．希爾（Jess Hill）是一位記者，她花了四年的時間深入研究澳洲女性的家庭暴力問題，並以施暴者最常說的一句話：「是你逼我這麼做」（See What You Made Me Do）為書名。書中研究施暴者與受暴者的複雜心理狀態，她認為家庭暴力包含的不僅僅是身體的傷害，更多的是施暴者對受暴者無所不在的心理與生活控制，而這控制慾是整個社會賦予男性的錯誤價值觀。希爾更分析澳洲不合理的父權法律制度，認為它是對受暴者的再次傷害。希爾的書引起澳洲社會對於家庭暴力議題的廣大回響。2021年澳洲的SBS頻道更根據希爾的書，製作了一個系列的同名紀錄片。
如何讓過往歷史書寫中缺席的女性角色及女性詮釋發聲，亦是史黛拉文學獎作品的關懷重點。例如：2014年克萊爾．懷特（Clare Wright）的得獎歷史研究作品重新檢視1850年代在澳洲礦區發生的政府與礦工衝突，聚焦於女性在此事件中扮演的角色。2017年海瑟．羅絲（Heather Rose）以小說的形式重寫澳洲藝術史。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史黛拉文學獎關注的主要是澳洲本地的社會議題，但由於參賽資格僅限定作者是澳洲公民或永久居民，並未對議題上有所限制。澳洲與亞洲地理位置接近，亞洲移民人口數量也多，因此，每年的入圍名單中總是有驚喜的亞洲色彩，呈現出的不僅是此獎項在性別平權方面的努力，也是對多元文化的包容。例如：在2023年入圍，林慕蓮（Louisa Lim）書寫香港歷史的《香港不屈》（Indelible City）還有2021年入圍的二代台裔作家杜筱琪（Jessie Tu）的小說作品《孤獨女孩是危險的》（A Lonely Girl is a Dangerous Thing）。
儘管史黛拉文學獎在設立之後，已經為澳洲文學界帶來了改變。文學獎委員會仍持續致力於監督文學上的男女平權，因此設立史黛拉數據庫（Stella Count），每年統計在各大媒體的書評數量，是否合乎性別平衡。文學獎委員會在推動閱讀上亦有許多新創意，例如2024年六月舉辦的大眾交通工具贈書活動，鼓勵通勤族群多讀澳洲作家的作品，讓閱讀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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