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是笨蛋還是無知！？：撕下正義的假面，炎上、歧視、倚強凌弱才是人類演化的本性》
內容簡介：以犀利論點、科學證據解析極化對立的真相。找出在輿論漩渦的立身法，脫離基因池的詛咒！
很遺憾，人類演化的目的並不是要讓你幸福。為什麼會被笨蛋牽著走？為什麼網民這麼愛生氣？生存與繁衍機制在本性築起「笨蛋與無知的牆」，自由主義跟社群媒體加劇盲目自信、自私自利的基因，引發社會上正義娛樂化、脆弱高自尊、差別待遇等問題……
演化讓人類天生會背叛他人的信賴、服從權威並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但也讓社會上出現各種謎樣現象……人類祖先演化機制所留下的生存與繁衍機制：與「差勁者」比較是獎勵，與「優秀者」是損失。「差勁者」為了不被他人發現，便會傾向高估自己，而演變成「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無知狀態。
•正義是最大的「娛樂」
──對腦部而言向上比較是損失，若要擺脫那股不快感，只要把比自己優秀的人擠下去就好。這絕對不是值得誇獎的事，但只要當中夾雜「正義」就可以正當化自己的行為，帶給大腦快感。
•笨蛋的問題就是，沒有發現自己是笨蛋
──即鄧寧－克魯格效應，即使他人提出有關自身能力的客觀事實，笨蛋也無法正確理解這個事實（因為他是笨蛋）。此外還發現了認知能力較低者會高估自己，認知能力較高者則是一直低估自己。
•窮人心地善良，富人態度傲慢！？
──與其說「富人是自私的/窮人是無私的」，不如說是「每個人都想（靠金錢）獲得自由」。因為窮人無法獨自生存而不得不擺低姿態請求他人；而有錢人用「能夠用錢解決」的經濟交易達到目的，擺脫人際關係的包袱。
潛藏在正義背後的快感、借善意之名行炫耀之實、歧視、偏見、記憶……
書中解釋了這些上不了檯面的社會機制真相。雖然人類是非常麻煩的生物，但也不是完全沒有希望。只要有更多的人察覺到「人類的本性＝笨蛋與無知的牆」，並且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或許就能破解人性的詛咒。
作者介紹：橘玲 ，一九五九年出生。作家。二○○二年以金融小說《洗錢》踏入文壇。《撿拾金羽毛變成有錢人的方法》在日本熱銷超過三十萬冊。《永遠的旅行者》入圍第十九屆山本周五郎獎，《殘酷：不能說的人性真相》獲得二○一七新書大獎。
搶先試閱：〈「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雙重詛咒〉
鄧寧－克魯格效應，簡單來說就是「笨蛋沒有發現自己是笨蛋。因為他是笨蛋」。這項研究在一九九九年發表後之所以大獲好評，是因為他們透過實驗證明了大家都隱約感覺到的事吧。
之後大衛•鄧寧仍繼續研究，主張知與無知有3種模式。
第一種模式是「知道自己知道」。也就是知道如果自己知曉加法的規則，就會計算「5＋3＝8」。
第二種模式是「知道自己不知道」。雖然我不知道電腦是靠什麼樣的程式運作，但我知道自己無知。當電腦故障時我不會自行修理，而是打電話給客服中心。
由於科學與科技急速發展，如今我們都過著被「不知道的事」包圍的生活。鮮少有人能夠正確說明，智慧型手機為什麼能發送電子郵件，以及戶頭裡的錢是如何匯到國外的，但我們還是能不出大錯安然度過每一天，這是因為我們把不知道的事外包給他人（專家）。
第三種模式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這即是鄧寧－克魯格效應，又稱為「雙重無知」或「雙重詛咒（Double-curse）」。畢竟如果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就沒辦法應對了。
除了鄧寧提出的3種模式外，好像還有「不知道自己知道」這個第四種模式。這又稱為「直覺」或「內隱知識（Tacit knowledge）」。
近年腦科學發現，潛意識的智力有時比意識（理性）還要高。假如桌上有兩堆卡牌，其中一堆有機會獲得高額獎金或產生高額損失（高風險高回報，長期來看是損失的），另一堆則是有機會獲得小額獎金或產生小額損失（低風險低回報，長期來看是獲利的），在意識發現哪一堆比較有利之前，如果手伸向了不利的卡牌，手指的出汗量就會增加。這股「不好的預感（潛意識的智力）」，能使我們在不明所以的狀態下做出正確的選擇。
第四種模式很符合藝術家的情況。就算問莫札特「為什麼會想到這段旋律」，他也無法有條有理地說明吧。不只音樂家，畫家、詩人、歌手、演員與運動選手，應該也都「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辦得到」吧。因為令人感動的美好事物就誕生自內隱知識。
鄧寧－克魯格效應對以往的教育提出了重大的疑問。從前學校認為，只要教導孩子知識，學力自然就會提升。
全世界的老師都會舉行考試，看看學生是否理解授課內容，再把考試結果回饋給學生。但鄧寧認為，能夠用這個方法提高學力的只有認知能力很高的孩子。這些學生知道自己不知道什麼，所以能修正弄錯的地方走上抵達正確知識的路徑。
反觀認知能力很低的孩子，則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麼，所以就算得到回饋也不曉得要怎麼做才好。只要是教育者應該都曉得，總有（很多）孩子不懂自己哪裡弄錯、為什麼會弄錯。
但也不能說錯誤總是來自於無知。例如「53－37」這道題目，有些孩子會回答24而不是16。這是因為孩子按照「大數減小數」的規則，計算個位數與十位數。
在這個例子裡，孩子是用錯誤的規則「正確地」解題。如果沒發現計算的前提是錯的，那麼計算借位減法時就會全部算錯，但像「57－34」這種減法又能正確算出答案，於是孩子可能就很難知道自己為什麼算不好。
這應該就能夠說明，為什麼幼兒期分明沒有多大的差距，但到了小學高年級時學力就出現很大的落差。因為認知能力高的孩子獲得回饋後能提高學力，認知能力低的孩子則會隨著授課內容變難而跟不上進度。
鄧寧－克魯格效應造成的影響並非所有領域都一樣。
親自下場打籃球罰球，跟評估選手的罰球能力是不一樣的，不過哪位選手厲害我們還是大致看得出來吧。
當實力與自信完全相符時相關係數為1，完全不相符時為0。相關係數為1時，代表自己不是只會建議別人「這樣做就好了呀」，自己也能完美做到同樣的事；反之相關係數為0時，則代表自己什麼也做不好，只有批評別人這件事很拿手（這種人很討厭）。
以運動來說，對他人表現的評估與自身成績之間的相關係數為0.47左右，如果是技術知識則相關係數下降至0.33，如果是面試能力則下降至0.28，如果是一般機械知識則下降至0.2，如果是醫療相關技術與人際能力則下降至0.17。管理能力的相關係數更低，只有0.04，換言之對他人的評估與自己的實力幾乎是不相符的。
但這並不表示運動與事務類、技術類工作有所不同吧。認為自己的能力比職業足球隊的總教練還強的球迷多到數不清。
既然如此，難道差別在於能否直覺認為自己應該也辦得到嗎？籃球的罰球成功率可從經驗得知，但自己並不清楚足球隊的總教練平時都在做什麼，所以才會認為自己也辦得到；認為自己雖然沒辦法進行高階外科手術，但問診或打針之類的事應該做得到，也跟前者是一樣的情況。
這樣一想，無法正確評估管理者的能力也是很正常的吧。畢竟每個下屬都會低估上司的工作，認為自己能做得更好。
鄧寧－克魯格效應的另一個重要發現，就是認知能力較低者會高估自己，認知能力較高者則是一直低估自己。為什麼會這樣呢？原因應該可以用人類的演化歷史來說明。
人類從舊石器時代開始，幾百萬年以來都在大約150人的小共同體裡為了地位互相競爭。雖然評價標準因時代或環境而異，不過原則上應該都是有能力者可獲得較高的地位。既然如此，被他人發現自己沒有能力就是一種致命的危機。於是，人才會大幅高估自己的能力。
不過，被他人發現自己具備優秀的能力同樣有風險。因為掌權者最先除掉的對象，就是將來可能會成為對手的有能力者。所以人才會低估自己的能力，避免自己在共同體之中過於引人注意吧。
無論是像刺蝟那樣使自己看起來很巨大，或是俗話說的「真人不露相」，這些或許都是為了生存而在演化過程中植入腦內的策略。
12 投票率越低越好
笨蛋與無知不同。笨蛋是能力的問題，無知則是欠缺解決問題所需的知識。就算你再怎麼聰明也有可能無知，而且實際上你對於絕大多數的事都是無知的吧。
我們之所以無知，是因為現代社會太過複雜。即便想獲得有關日常生活中所有疑問（例如飛機為什麼會飛？）的詳盡知識，光是研究兩、三個問題人生就結束了。――所謂的研究者，就是一輩子都在探究某一個問題的人。
當然，如果對所有事情都無知是無法生存下去的。所以我們才要在嚴格的限制（一天只有24個小時，扣除睡眠時間的話只剩16個小時）之下，費盡千辛萬苦努力取得需要的基本知識。
購買電視或電腦時，我們不會詳細比較所有製造商的機型，而是參考熟人或家電量販店店員的建議、網路上的評價等資訊，挑選出看起來符合條件的商品吧。雖然那有可能不是最佳選擇，但若考量到獲取大量資訊與比較考慮的成本，還是較佳選擇的成本效益比較好（有限理性）。
在政治學上，選民的「政治無知」就像一根始終扎在喉嚨裡的小刺。民主制（democracy）是透過公正的選舉選出國民的合法代表，但各項調查卻顯示，選民並不具有投票所需的基本知識。
有人在美國針對「政治無知」進行詳細調查，結果發現，一般的美國人雖然知道總統是誰，但對其他知識都非常沒把握。
就連認為「經濟很重要」的人，也只有不到半數大致知道失業率與經濟成長率。參議院和眾議院是哪個政黨占多數的答對率也低於五成。而且這還是選擇題，就算隨便亂猜也有一定機率會猜對。考量到這點，擁有基本政治知識的選民（頂多）只有二∼三成左右。
各位可不能看到這個結果就嘲笑美國人都是笨蛋。在二○一四年的國際調查中，一般的日本作答者不僅大幅高估失業率、誤以為殺人案件數持續增加，還相信移民的比例比實際多五倍。
儘管如此，日本的成績在14個國家當中仍排名第三（前兩名是德國和瑞典），雖然比第十三名的美國好多了，但問起日本14個中央行政機關時，居然有大約3分之2的日本人連一半都講不出來，而且大部分的人對自己選區的國會議員參選人幾乎一無所知。這樣看來根本就是「五十步笑百步」，完全不能得意自豪。
像國會議員選舉之類的大規模投票，每個人的選票價值都非常的低，以美國總統大選來說只有一千萬分之一到十億分之一（因州而異）。採議院內閣制的日本計算方式更加複雜，不過某位候選人因自己的一票而當選，且這位候選人所屬的政黨在（包括聯合內閣在內的）國會占多數並掌握政權的機率，頂多數百萬分之一吧。總而言之，「一票的價值幾乎為零」。
如果人類就如同經濟學假定的那般是理性的，便不可能特地前往投票所去做一件沒有價值的事。但實際上，直到一九九○年為止，日本的國會議員選舉投票率都維持在七成左右，儘管之後大幅下滑，不過仍有半數選民會去投票。
這件事常被拿來證明「理性經濟人」這項經濟學的前提是錯誤的，不過真的是這樣嗎？
學校教導我們「投票是國民的義務」，出社會後（或是就讀大學時）更常有機會被問：「你去投票了嗎？」民主社會有著（非常強烈的）「必須去投票才行」這股同儕壓力。
當然，就算沒投也可以回答「去投了」，但說謊會感到良心不安吧。既然如此，應該就會想去投票好讓心情變得輕鬆。
如果只是星期日出門時順道去附近的投票所，其實花不了多少成本。有半數的人為了消除同儕壓力而選擇接受這點負擔，坦白說並沒什麼好奇怪的。
那麼，真正的成本在哪裡呢？那就是獲取及研究候選人的詳細資訊，決定要把票投給誰。
要投出正確的一票，就必須先知道自己期望什麼樣的政治，而現狀與期望又有多大的差距（或是做得有多好），以及各個候選人提出的政見將帶來什麼樣的影響。明明「價值幾乎為零」，真的有人會做這種麻煩的事嗎（至少我不會做）？
由此可知，對選民而言理性的做法不是「棄權」，而是「在對候選人一無所知的狀態下投票」。這時多數人會走思考的捷徑（shortcut），只要有「熟人拜託我」、「在電視上看過他」、「從父母那一代就固定投給某個政黨」之類的理由，選擇候選人的成本就能大幅降低。現實中，絕大多數的人都是像這樣投出自己的那一票吧。
聰明的人在面對政治時也會陷入「理性無知」。因為，把這個時間花在其他事情（工作或興趣）上更有意義。
先不說前面的問題，如果選民陷入「理性無知」，選舉時能做出正確的選擇嗎？
關於這道難題，雖然有人提出「參考過去的實績」、「縮減議題」、「寄望統計的奇蹟（眾人的意見出乎意料正確）」等解決方案，但這些終究都算不上能帶來好結果的辦法。這也是理所當然的，在一無所知的狀態下隨便挑選的電視或電腦，哪有可能會是（接近）最適合自己的產品，天底下可沒這種好事。
這個擔憂，在二○一六年的英國脫歐公投與川普總統誕生之時化為了現實。選民的政治無知，正是民粹主義的力量源泉。
那麼該怎麼做才好呢？雖然沒有好辦法，不過有一點可以確定：只要無知的投票者變少，就會接近「民主的決定」。
投票率低下被視為「民主主義的危機」而令人憂心。不過，如果大部分的選民是「理性無知」，那麼投票率反而越低越好。因為這樣一來，就只剩下有明確理由投票給某位政治家或某個政黨的人了。
話雖如此，各項調查也發現，有一定數量的人是為了維護自己的信念而投票。這種「死忠投票者」不是偏極右派就是偏極左派，交給他們真的能實現「更好的政治」嗎？老實說，我覺得是很難指望的。
⏩⏩閱讀更多 台灣東販出版 橘玲《是笨蛋還是無知！？：撕下正義的假面，炎上、歧視、倚強凌弱才是人類演化的本性》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