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AI產業發展版圖中,台灣仍占有關鍵位置。因此,台灣的人口結構變化,影響的不只是本地社會,也牽動著全球科技產業的長期運作。
近日,馬斯克在其平台轉載貼文,直言台灣「人口數正在加速崩跌」。這樣的警告並非首次。早在二○○九年,當國內尚未普遍意識到超低生育率的風險時,時代雜誌便已刊出「為何台灣的生育率如此之低」,指出台灣生育率居全球最低,並提醒少子化將對未來經濟發展造成衝擊。
多年後,這個問題不但沒有緩解,反而更加明確。
近來備受關注的一項數據是:政府每年投入上千億元,推動生育補助與○至六歲嬰幼兒托育政策,但今年出生數仍持續下滑。去年全年新生兒十三點四萬人,今年一至十一月僅九八七八五人,全年恐怕難以突破十一萬。這顯示,問題恐怕不只是補助力度不足。
一個經常被忽略的結構性事實是:能生的人,本來就愈來愈少。
自一九八四年後,台灣生育率逐年下降,二、三十年的少子化,已反映在育齡婦女人口結構上。二○一五年,卅至四十九歲女性約三八○萬人;今年已縮減至約三五○萬人,減幅近一成。若趨勢不變,二○四○年將降至二五○萬人以下。即使每位女性的生育意願完全不變,單憑育齡婦女基數縮小,總出生數仍會自然下滑約百分之十五至廿。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重新檢視「鼓勵生育」政策本身的邏輯。
近期,兩位美國學者將鼓勵生育政策比喻為類似「龐氏騙局」的制度安排。他們指出,政府鼓勵生育,表面上是為了家庭與未來,實際上更深層的目的,在於維持既有社會與經濟制度的延續。當生育率下降,退休金、醫療保險與勞動力供給承壓,整個體系便仰賴未來世代,來支撐當下的承諾。
這形成一個壓力循環:年輕世代被期待多生孩子,以維繫制度運作;本質上,卻是向未來舉債,用來支付過去的成本。其結果,是代際不平等加劇,養育下一代的風險與負擔,集中落在年輕世代身上。
若從個人選擇來看,原因其實十分清楚。根據衛福部去年婦女生活狀況調查,婦女不願生育的首要原因是經濟負擔過重,其次是不想因孩子改變既有生活。在主要生育年齡層中,卅五至四十四歲與四十五至五十四歲未婚婦女中,表示不想結婚或再婚、但希望有固定伴侶的比例,分別達百分之卅三點二與廿九點九。
由於台灣不婚生子的比例僅約百分之三至四,在現行制度與文化條件下,不婚往往意味著不育。這顯示,少子化問題,並非單靠補助就能解決。
或許,台灣需換個角度看待少子化。女性選擇不婚、不生,問題不僅在於誘因不足,而在於是否還能保有幸福感。與其一味強調鼓勵生育,不如將政策重心轉向:支持人生選擇,確保幸福生活。
生或不生,都應該能過得好。尊重不生,反而是支持想生的開始。當女性不再將生育視為風險或犧牲,生育才可能自然發生。這意味著制度必須提供更高的生涯彈性、避免升遷歧視,讓照護成為社會共同責任,並降低住房與教育的結構性負擔。
少子化,也許不是一個必須被「逆轉」的現象,而是一個提醒社會重新設計制度的訊號。真正的關鍵,不在出生數本身,而在我們是否能建構一個讓人願意生活、也敢於規畫未來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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