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預估今年稅收將超徵逾4,500億元,因而引發立委要求財政部發放現金,還稅於民。財政部代理部長阮清華表示,雖然總預算實徵數超過預算數,但加入特別預算仍有短絀;若要還稅於民,恐怕得舉債支應。所以,不如採用過去三、五倍券形式。
發放三、五倍券是為了達到振興經濟的目的。然而,是否有可能既未達到目的,卻反而引發通貨膨脹?這有待學理解釋,以及進行資料驗證。我們可以先檢討去年國發會所發行,規模達到1,200億元的五倍券的影響效果,然後再推論是否有必要再發行N倍券。
五倍券雖然和五張新台幣千元紙鈔不同,但兩者購買力類似,因而可視為同樣的政策。從總體經濟學的觀點,此政策實施過程可以簡化如下:財政部先發行公債1,200億元,因而從民眾收回1,200億元,政府再將此1,200億元,以五倍券方式發放給民眾。換言之,政府同時增加公債發行與支出;然而,對民眾而言,則是擁有價值等於政府支出金額的公債。因此,五倍券是否創造效益,取決於民眾是否視公債為財富的一部分。凱恩斯學派、新古典學派以及理性預期學派,由於對民眾行為有不同假設,從而獲得互異的推論。
首先,1930年代開始崛起的凱恩斯學派,認為透過1億元的赤字預算,導致政府增加1億元支出,但可產生1億元以上的效益。這是因人民認為擁有公債愈多,代表財富愈多,而會增加商品或勞務的購買。因此,廠商會增加投資與僱用勞工,使得更多勞工有錢消費,依此類推就產生滾雪球式的乘數效果。而國發會認為,發行五倍券的影響效果是2,000億元,因而乘數是1.67(2,000億元/1,200億元)。
其次,從19世紀末開始風行的新古典學派則認為,政府發債所增加的支出,在可貸資金市場上,會和民間廠商互競游資,因此會導致市場利率上升,以致排擠民間投資。由於民間投資效率高於政府支出效率,所以若排擠效果顯著,則可能降低國民所得。
最後,1970年代開始流行的理性預期學派則認為,增加公債發行不會產生財富效果。這是因為民眾預期政府會增加後代子孫的稅負,以償還公債。因此,民眾會以贈與或預留遺產方式,來抵銷政府想達到的效果。
哪個學派的預測能力較高?可以加入現實狀況來推論。首先,凱恩斯學派認為乘數效果不小於1的說法充滿內在矛盾。若發行五倍券1,200億元可產生至少2,000億元的效益,那為何不發行十、百倍券?其次,新古典學派所謂發行公債可能降低國民所得的講法,要再加上政府同時發債及增加支出,可能導致通膨的論點。為了控制通膨,央行必須升息,因而減損國民所得。最後,理性預期學派的說法要成立,必須人們不但都有後代,且都關懷後代。
由於廠商進行投資曠日廢時,因而可比較五倍券發行前後,如何影響民眾就業意願,來推估其效益。就五倍券發行前一個月的去年9月與使用到期的今年4月互相比較,勞動參與率分別為58.93%及59.16%,而失業率則分別為3.92%及3.62%。這代表,五倍券刺激民眾消費,從而有助廠商增加僱用非勞動力以及失業者。
五倍券是一個「無中生有」,但希望達到「點石成金」的政策。由於五倍券並未對每位民眾過度補助,因而產生了小於發行規模的效益。相對地,美國在新冠肺炎疫情時期,曾給予絕大多數民眾每人1,400美元的現金補助,卻在今年同時出現通膨與經濟衰退;今年1至11月,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一直高於7.1%,而國內生產毛額則在今年第1及2季,分別較去年同期衰退1.6%與0.9%,而直到第3季才上升2.9%。
美國的經驗,值得我國借鏡。今年我國每個月的消費者物價年增率介於2.36%至3.59%之間。因此,近期若發行N倍券,則可能會類似美國,先出現通膨惡化,之後必須靠升息來滅火。因此,N倍券的發行確實非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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