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十年代崛起的台灣作家中，最擅於詮釋個人理念與作品的，一是陳映真（1937-2014），一是七等生（1939-2020）。
他們曾是合作夥伴，後來卻理念分歧，背道而馳。
因著文學際會，我在第一屆「聯合報小說獎」評審過程中發現他倆的名字及其間的脈絡交錯，想起認識七等生是從陳映真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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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夏天，吾兒已在我肚子裡窩居半年。某個周日午後，陳映真帶尉天驄、七等生、吳耀忠到永和中興街四十四巷底一座小平房，拜訪他尊稱「大哥」的楊蔚，說他們要辦一份同仁雜誌《文學季刊》，沒有稿費，請楊蔚支持供稿……。
我和楊蔚婚前即已在臨沂街阿肥（丘延亮）家見過陳映真、尉天驄、吳耀忠，但沒見過七等生。他們一入門楊蔚就先握住七等生的手：「歡迎歡迎，久仰久仰。」七等生笑了笑，沒說話。陳映真說：「大哥，這老七不但小說寫得好，還會畫畫哩，他也很崇拜你寫的那些音樂家畫家啊，他這人挺熱心的，以後我們要請他多幫忙。」七等生仍然笑了笑，沒說話。
客廳太小，椅子不夠，七等生和同樣沉默的吳耀忠倚在門邊如門神。吳耀忠專注於大哥們的討論，眼神清澈熱情，七等生的眼睛則望著天花板，似乎是傾聽，似乎是迷惘。
在我家坐不到一小時，陳映真又帶我們穿過我家旁邊的窄巷到對面竹林路巷內的姚一葦家，也是去談《文學季刊》的事。七等生和吳耀忠，仍然只是默然傾聽。
後來聽楊蔚說，七等生那年28歲，結婚不久，太太在皮鞋店做店員，他為了專心寫小說已辭去國小老師教職，要幫《文學季刊》編輯事務，所以陳映真帶他出來「拜碼頭」……。
當時陳映真在輝瑞藥廠任宣傳企畫，楊蔚是《聯合報》藝文記者，尉天驄執教政大，吳耀忠執教國立藝專，都有固定月薪；我是「皇冠基本作家」，在報刊雜誌發表小說也有稿費（一千字五十元）。而七等生，毅然辭去有月薪的教職，寧願在沒稿費的《文學季刊》發表作品，這種堅持和毅力實在讓人佩服。
1966年10月，《文季》第一期發表他的〈放生鼠〉；第二期〈精神病患〉，第三期〈我愛黑眼珠〉；都是奠定其實力派地位並在其後讓人爭論不已的作品。除了小說，他在《文季》也發表〈黑眼珠與我•二〉等散文；並曾以本名劉武雄在第二期發表對費里尼電影〈8½的探討〉等評論……。
然而，由於〈我愛黑眼珠〉引起的道德批判，他與陳映真的文學理念對撞，與《文季》同仁漸行漸遠，第五期發表〈昨夜在鹿鎮〉後於1967年11月離開《文季》。次年初夏，「民主台灣聯盟」案爆發，陳映真、吳耀忠等人被捕入獄。1970年初，《文季》停刊。因著「民主台灣聯盟」案之累，我與楊蔚也於1971年末離婚。此後多年，沒再看過《文季》諸友，輾轉聽說七等生為了兒女生計，一家四口已經回到家鄉，在通霄重為人師，生活較為穩定；1973年出版《離城記》時，更在後記表明「千山我獨行」的寫作態度：
「我個人意志驅迫我走向這樣的一條路：我必須退讓出大家耕耘的寫作範圍，在一個沒有人注意或有意疏忽的角落，固執地來種植我的花朵。」
1976年初夏再見七等生時，他的《沙河悲歌》已於5月19日在聯合副刊開始連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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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河悲歌》比他《文季》時期的小說寫實。一郎，二郎，父親，母親，失業，走唱，肺病，貧窮，一周歲被送養的幼妹……。每天從副刊角落的幾百字連載裡，我逐漸了解以前看到的七等生為何一臉冷肅又那麼寡言沉默。從而也想到，他能回到家鄉教書，繼續穩定寫作，是很值得欣慰的事。
六月的某個周六下午，搬到我家附近的文友H來電話，說七等生在她家，要我過去一起晚餐。
「一定要來哦，」H加重語氣叮嚀：「他說想見妳。」
十年沒見，人事劇變，走往H家的路上，我的腳步躊躇，揣摩著七等生為何要見我？陳映真出獄了，他是否得知消息，要談陳映真與《文季》舊事？
還好，那天的七等生，不再是第一次見面那個沉默的冷面孔。他的神情泰然，一見面就微笑的握住我的手：「好久不見，妳還好吧？」我也笑著說：「還好還好，你也還好吧？」
喝酒吃飯之間，我們自在率性的聊些文壇趣事，他也沒提《文季》往事與陳映真等人。然而後來，他還是提到楊蔚了：「我聽沈登恩說，聯合報副刊最近常出現的那個何索，原來是楊蔚啊！這樣也好啦，人總要有一條路走，不論什麼樣的人都要有一條路走嘛。」我也只能笑著回答：「是啊，大家都要有一條路走！」
那個晚上，他的話題除了《沙河悲歌》還有兩個聯副主編。先是1962年發表他第一篇小說的林海音：「林先生對我影響很大，她沒有退我的稿子，給我很大的信心，不到半年就登了我十三篇，這個鼓勵太大了……，哦，對了，以前楊蔚告訴我，他在綠島坐牢的時候也是林先生開始登他的小說……。」我點點頭，他接著說起當時的聯副主編馬各，讓他第一次在大報連載小說，而且要舉辦「聯合報小說獎」，和林先生一樣熱心鼓勵寫作者。
「楊蔚和馬各是聯合報老同事，妳也認識馬各吧？」
我只好照實說，讀虎尾女中高三時，林懷民介紹我和馬各通信做筆友，已經認識十多年了。
「哦，林懷民啊，他的小說寫得不錯，可惜現在去跳舞了……。」
那時， 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兩個多月後，馬各邀我看第一屆「聯合報小說獎」參賽稿1212篇，在稿末看到陳映真的本名「永善」；更想不到的是，在來稿登記簿發現七等生和H；尤其想不到的是，在9月16日的頒獎典禮會場看到他發來的電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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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3月18日，聯合報發布預告，將以十萬元徵選三篇小說，文友們奔相走告。3月28日發布徵文辦法：「希望鼓盪沉寂已久的小說創作」；字數5000至15000字，首獎五萬，二獎三萬，三獎二萬，7月31日截止收件，9月16日社慶當天宣布結果並頒獎。
為了打響第一屆「聯合報小說獎」聲勢，馬各特別邀請台大中文系黃得時、外文系朱炎、顏元叔三位教授及評論家彭歌、小說家七等生，座談對文學獎的看法，7月8日在聯副發表。黃得時說，獎勵新人很重要，以後也必須著重培養。朱炎說，「得獎作品必須具有藝術性和使命感」。成名作家應否參加，顏元叔認為不必鼓勵也不必禁止；看作品，「硬碰硬」。七等生則呼籲「不論男女老少，一起把他們的新作品拿來參加這一次的大競賽……。」——七等生參加的新作品，就是後來獲得佳作的〈大榕樹〉。
由於文藝界回響熱烈，馬各惟恐橫生枝節，決定1212篇來稿的初、複審由社內同仁負責。《聯合報》是民營第一大報，編輯部不乏文學造詣高深之士，馬各委請六位主任輪流審閱；他下班後還把初審淘汰稿帶回家重看。知道我在編《書評書目》年度小說選，也請我把1212篇參賽稿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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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聯合報小說獎」，如果順利評出首獎、二獎、三獎，就不可能增加十篇佳作；包括〈大榕樹〉及我從初審淘汰稿挑出來的〈我愛博士〉。
馬各當時請的六位決審委員，兼顧老中青，都是一時之選：朱西甯、林海音、林懷民、尉天驄、彭歌、顏元叔。但是，有什麼樣的評審就有什麼樣的結果，8月17日決審會議，他們先決定首獎必須六票才通過。這個期望過高，最後竟無一篇過關。既然首獎從缺，決定二、三獎各增一篇；並增佳作十篇（獎金四千元）。
文學獎是競技場，來稿登記簿則交纏著文壇脈絡。我發現確實有不少名家參加，獲得二、三獎的四位得主則從十八歲到二十六歲，都是新起之秀，十名佳作則有兩位中年名家；即七等生和比他資深的鄭清文。同時，七等生的北師藝術科同學席慕蓉，新竹師專副教授，筆名千華，也以〈生日蛋糕〉得佳作。七等生女友H也參加，但沒得獎。最意外的是，與七等生背道而馳的陳映真，雖然沒參加，卻以本名「永善」在其女友參賽的三篇作品（編者按：該屆未限制每人參賽篇數）末端簽名並附讀後感：「懷著感動的熱淚看完」，「一篇誠懇感人的作品」；其中一篇即是曾台生〈我愛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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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下午，頒獎典禮在忠孝東路四段《聯合報》八樓舉行。十四位得獎人，十位出席，四位缺席；得二獎的丁亞民在成功嶺；得佳作的席慕蓉要上課；鄭清文在華銀上班，七等生則原因不明。
典禮開始前，社長劉昌平匆匆走來找馬各，神情有點緊張的拿著一張紙，小聲的說：「小鬍子，這劉武雄是誰啊？你看看這張電報，好像是個沒得獎的人發來的。」馬各看完也低聲說：「有得獎，但不是大獎。」社長點點頭，轉身去與坐前面的評審們打招呼。我悄悄從馬各手上抽過那張電報，看完又悄悄塞還給他。「莫名其妙！」馬各怒沖沖把那張紙一撕兩半揉成一團，三兩步走去角落丟進垃圾桶！哎呀呀，我心裡暗叫一聲：這麼重要的文學獎史料，竟然就那樣屍骨無存了！
那電報的內容，指責第一屆聯合報小說獎的評審：「像台灣銀行的搖獎機，隨便一搖就搖出得獎結果……，謝謝貴報邀請我參加頒獎茶會，恕我不便前去參加，以免吃了茶點當場嘔吐！」
當時台灣銀行發行「愛國獎券」，每周以搖獎機搖出各獎號碼，最大獎一百萬，最小獎也有一百元。——然而小說獎分初、複、決三審，費時一個多月，怎會是「搖獎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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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文學獎和年度小說選性質不同，選擇角度各異。那年我為《書評書目》社主編《六十五年短篇小說選》，入選十四篇作品中，七等生〈大榕樹〉與小赫〈功在杏林〉都是聯合報小說獎佳作。我在〈編選序言〉特別說明：入選作品在編排次序時都經過謹慎處裡；例如張安槿〈流放〉寫一個幸福大男孩的成長，接著〈大榕樹〉寫生活不幸的大男孩和堅強的母親，再接著陳雨航〈黃昏出擊〉描繪一個老人的心境；又例如孫瑋芒〈龍門之前〉和李赫〈寒窗記〉寫未進大學之前的處境，接著小赫〈功在杏林〉和方痕〈任衛之死〉卻都在探討大學生的良知和道德勇氣。
對於七等生與〈大榕樹〉，我當時寫了近三千字評介。限於篇幅，此處僅摘錄重點。
我們在七等生的作品裡慣常看到的是灰黯、沉悶、陰鬱的色調。……幼年期的貧困生活，少年期的父喪，青年期的兄喪，在七等生的心靈裡烙下了厚重的傷痕。他形容自己「笨拙、怯懦和憂鬱」，鮮少笑語。這種性格的長期延伸，使他慣於陷入冥想；在他的許多作品裡，我們可以看出是從他的冥想世界演化而出的現代寓言……。〈大榕樹〉講的是一個從事販雞的寡婦深夜叫醒
兒子，陪她去「愛哭寮」換掉一隻病雞的過程……，通篇流露的是生命的苦；包括貧窮、恐懼、仇恨和迷信。大頭和他母親安全的通過了大榕樹，恰足以說明他們母子攜手共渡了生命的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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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等生對我寫的評介也許還算滿意，《六十五年短篇小說選》1977年5月出版後由H陪著來我家，送沈登恩幫他出的小全集五冊。閒聊幾句後，他問我可否去跟馬各說，讓他和H也加入「特約撰述」？
聯合報發行人王惕吾在小說頒獎典禮時曾說，以後會推出對優秀作者的鼓勵辦法；就是後來的「特約撰述」：簽約作家每月領生活費五千元，交一篇小說給聯副，發表時另有稿酬……。
那個辦法已施行半年，簽了吳念真、小野、丁亞民、朱天文等近十人。他問那句話時，我想著頒獎典禮那張電報。他見我面有難色，即說如果不能增加兩個，就他一個也可以……。我委婉的說，「不知道可不可以，報社有預算制度，這些事馬各也是要上簽呈的……。」
他不知道我看過那張電報，當然也不知道「永善」簽名之事。但他也許沒忘記發過那張電報吧？
總之，我難以向馬各啟齒，他也沒再問起「特約撰述」之事。我們似乎心照不宣，互相保密，在H家吃飯時，還會聊起海魚淡水魚的種類，紅燒或清蒸比較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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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後來H和他分手了。
1979年2月，他在聯副發表短詩〈隱形人〉，全詩三節，以下摘錄第一節：
「窗外秋日，一棵木瓜樹結著青青纍纍的果子，每天早晨我來注視，心數它轉黃的日子，但有一個隱形人，當我離去他等在我不在的黃昏，一天一個摘去熟黃的果實，直至半個不存。」
那時，他已不再來H家。
此後，我們只在極少數的活動場合相見，他總還是握著我的手說：
「好久不見，妳還好吧？」
（七等生紀錄片《削瘦的靈魂》電影講座：季季，〈四分五裂一意孤行——說我老友七等生〉，3/12（五）19:30-21:00，浮光書店，台北市赤峰街47巷16號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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