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假如生活在今日，應當也會使用智慧手機，甚至傳發簡訊吧？可是，別說「手機簡訊」不知從幾時開始，已經變得更像「辦案證據」；更根本的是，那樣「點擊」出來的「機具字體」（點「擊」？是要擊倒、擊潰，還是擊斃？不如改說「點激」！），實在不能和「手寫短箋」帶有「書法」性質的人味和情氣相提並論。
至少，我就很高興，在我青春無敵的留學時代，曾經收到來自羅蘭□巴特的親筆短箋，而且當然未遭「濫發文」洗版，依然完好保存在我和另幾位法國名家往來書信的卷宗夾裡。
雖然中間也曾全然遺忘，直到（暫借台媒愛用詞）「驚見」，台灣在全球疫情肆虐中，也有（但似乎也只有）網路社群不忘紀念巴特辭世40周年，才突然想起有此手書短箋一物，更有──獲邀進其住家私訪一事。
那是1979年初的事情。
前一年的1978冬末我才在比利時魯汶大學（Universit□ Catholique de Louvain）取得文學碩士學位，隨後也在當年初秋轉往巴黎第七大學（Universit□ Paris VII）修讀法國文學（符號學）博士。
離開我的「世界初體驗」之地魯汶轉往巴黎，最大的誘因，是有幸獲得1964斷交迄今，似乎仍屬空前絕後的法國政府四年獎學金；其次，便是全球數一數二的文化環境。
譬如我在魯汶得到啟蒙，「深受其high」的「結構主義」、「符號學」正值鼎盛，也在國際上獲有「巴黎學派」（Ecole de Paris）的稱號。
其中，巴特的長處並不在於原創理論，而是新起概念的詮釋和活用，但也是賦予他人難以企及的文學高度的活用。法國學界、文化圈對他的詮釋和他所引發的流行並不是毫無非議，卻也無法否認他是超級巨星。
巴黎在1968學潮之後「分裂」、「獨立」出十餘所全以「所在地」為名但是各以數字編號區分的「巴黎大學」；編號無關排名，真正的差別在於各校各具不同的發展方向、追求重點。譬如其中不到半數設有法國文學系所，而且從專精於文學史、比較文學，到開發文學理論與跨領域研究……各具流派特色、各擁其主、各領風騷。
可是，對於真正好學或者更愛追逐「學星」的人最具吸引力的是，極多課堂，包括名聞國際的大師正在發展中的學說講堂，也都容許外校學生、社會人士自由進出、遊走旁聽。更幸運的話，還能親睹台下的領域高手在聽講的間隙「交火」論辯。台下眾人不管是心領神會還是一知半解，也就在這種他地難得一見的氛圍中見證「新學」的誕生；甚至還可一如推估受孕期一樣回想，後來出版的專書裡的某個概念，可能便是在某次課上成形。
創立於1530，以「國」命名的「法蘭西學院」（Coll□ge de France）屬於另一種編制、另一種等級，是超越各校各級的全法最高學術殿堂；但是無學籍、無學分、對全民開放，而且講者必屬領域先驅、眾望所歸。巴特在1977年榮獲學院講座，也不是全無異議，因為巴特比較像風雅多變的高端文人，而不是專精的頂尖學者，不是學界公認的冠絕群倫之選，但也因而別具學界難以比擬的群眾魅力。
在我留歐當時的台灣，政治尚未「解獨（裁）」、經濟仍未起飛，號稱的「世外桃源」基本上就是「與世隔絕」的同義詞；別說思想，就是其他知識，包括世界文學，尤其理論，大都果真處於「世外」之境。可是，當時的我，就像動輒被譏「人在福中不知福」是有幾分道理，但其實也帶不少「人在釜中不知釜」這種成分的眾多「所謂的知青」一樣，並沒有這樣的自覺。
來到西歐、比利時，進入創校可以溯及1425中世紀的魯汶大學，才發現自己的無知，才有類似突然「開眼見光」的驚喜和驚慌。其間，簡直讓我驚恐的事情之一是，有個日本同學，法語的表達能力和我相比可說高下立判。相反的，比方說，課堂上講到巴特，別說是書寫日本的《符號帝國》（L'Empire des signes），其他不管是《零度書寫》（Le degr□ z□ro de l'□criture）、《神話論》（Mythologies）、S/Z等等著作，或是「作者死亡論」、「文義多數論」等等概念，他都「立知所云」；而我，卻只聽到一堆零碎、生疏，甚至難以望文生義的單字。因為他在日本已經在課中、課外讀過日文全譯本，但我在台灣，卻連作者的中文譯名都沒聽過，因為──不存在！
來到巴黎，轉進之前在相對單純的大學城魯汶的課堂上研讀的艱澀理論、手邊的比法兩國媒體文化版時時報導的大師他們「發源起『家』」的國際大都會，當然會帶給我「竟然（通關）闖入當代思潮中心」的神奇感和飄飄然。可是，其中摻雜著更多「粗知大謁」所學有限、面對無窮的心虛。
魯汶的背景讓我極其幸運的申請到簡稱Cit□ U的「巴黎國際大學城」（Cit□ Universitaire International de Paris）其中的比利時館。這座1925創立的國際大學城不像「珍珠奶茶」一樣，只是「命名」如此，而是表裡如一，園區廣達40公頃，錯落其間分屬不同國家、各具建築美學特色的館舍約計40-50之數，而入住學生、學者的國籍則落在120-150左右。依照規章，各館有權優先安置本國學生，但也必須保留若干百分比「混搭」他國學生。
會用到「極其幸運」來描述那段宿舍經驗，首先是因為巴黎在大戰中未遭絕情轟炸、大舉重建，加上文化政策護古、限建，住宿的供需絕難平衡；對於從全法、全世界湧入的各界人士，尤其是外籍生，都是天大的難題。其次，基於我的「出處」，多半會分發到比較容易出現「相互取暖自足圈」的「東南亞館」；但是「來處」卻讓我得以入住比利時館，這座建於國土廣袤擁有比屬剛果當時，所以有如城堡一般，雄偉到可供混搭的國籍遠多於其他各館，足以帶給我終身受用的跨種族、跨民族、跨文化、跨學門，特別是隨之衍生的跨視角、跨眼界……這等珍稀體驗的地步。
我不記得，是法國籍史地碩士生、希臘籍法國文學博士生、象牙海岸籍心理學博士生、委內瑞拉籍博物館學博士生，或是經常來此廝混、怨嘆自己的「文學魂」遭到金融工作摧殘的比利時年輕男爵……其中一人或幾人在閒談中，對我這「新巴黎人」提及，巴特即將在法蘭西學院開講一事；也在驚詫我毫無所悉之下，熱心約我一起去「前堂觀潮」開場第一講。
我們自以為早到，卻發現，限於寒冬一季每周六上午僅只一個小時的課程，約莫設有300座的階梯教室裡，所有座椅、任何空隙都已坐滿、站滿男女老少，一直堵到大門入口，踮起腳尖也未必看得到「人層」盡頭的講台；豈止座無虛席，根本就是水泄不通。只好懷著無奈也覺滑稽的心情，跟著箭頭指示，改道至另一間幾乎也是人滿為患的階梯教室聆聽──現場連線廣播！
巴特當年在「符號學」的總標之下訂定的副標是「小說的預備工夫」（La pr□paration du roman），開場幾堂切入講的日本俳句、禪，對我是全然陌生的領域；但他當作至高「禪語」來引述的範例，卻給我不僅有所耳聞，而且是「相識多年」的感覺。
納悶幾分鐘之後，終於恍然大悟，那是出自中學讀過的《論語》裡頭的一句話：「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天何言哉？」
我自知頗有「性喜衝撞權威」的傾向，自然忍不住跑去暱稱Beaubourg的「龐畢度中心」圖書館查閱權威（！）譯本、影印，並且手寫一封正如法文常言poli et ferme「有禮但堅定」的短信給他「指證」，Confucius與Zen其實相隔上千年。然後再依現場工作人員的指點，帶到連通貴賓休息室的入口親手交給巴特。
這下，我不但發現，從此不必趕早搶位，只要學著幾個原本四散的年輕人箭步靠攏，接著神色自若緊隨其後進場，便有講桌旁的講台邊緣「天然保留席」可坐，甚至大方盤腿；而且還會迎來誤以為我們「烏合一夥」是「論文門生」的崇拜眼神。
更重要的是，也在數日之後，收到巴特連帶表示希望有機會結識的親筆「感謝狀」，以及再之後附上住家電話，要我找個上午通話相約的邀訪手札。
我當然不會掖著偷跑，身邊的各國朋友當然也欣羨不已，還巴望我可以「夾帶」同訪。
約見當天，我在夜幕已降的寒冬傍晚，沿著有時也會跑去翻書看人、癱坐曬太陽的廬森堡公園外牆，走入毗鄰的Rue Servandoni「高價百年老屋」巷弄裡。巴黎市區無數典型的小院樓組一樓內側普遍存在的門房半開房門，探頭對我說，巴特正在彈鋼琴；於是聽從他的建議，循著樂聲上樓，越來越覺清晰、盈耳，直到他家門前。
當下，我還不知道那是他偏愛的作曲家舒曼，是他結束一天讀寫工作的日常休閒；不知道會看見他身上的酒紅色套頭毛衣──兩肘有點磨破這樣的居家樣貌。
還不知道他會問我，要不要送我他的全套著作，教出版社給我寄去。
也不知道，他聽出我的碩士論文帶著衝撞當潮「敘述學」理論的意味，博士論文也可能強挑還沒真正走出禁書陰影，但已名列「敗德」經典的在世作家，會帶著越發專注的神情、有點遺憾的語氣說道，這天晚上已經有飯局，改天再約時間多聊……
當然更不可能預知，他在大約一年整之後，將會因為一起微不足道的車禍而離世；也不可能預想，之後陸續出版的遺作，其數量幾乎等同生前著述，也將一併彙整為5大卷5000餘頁的──真正的著作全集。並且是，他人當年以此自得、自負的「純粹理論」如今多半淪為僅供「應用」的「工具書」；相反的，曾遭此等學界、相捧媒體揶揄只能算類似「科普」的「理普」──理論普及化、通俗化──寫手的巴特，留給後世的卻是依舊值得「品讀」的「作品」。
當下，我只是帶著「粗知大謁」的忐忑，站在門外等著琴聲告一段落，等著輕輕叩門……
●附記：1980年2月25日巴特前往法蘭西學院途中遭到到一輛貨車擦撞，3月26日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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