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怒年代：共感怨憤、共染暴力的人類歷史新紀元
作者：潘卡吉•米什拉
1969年生於印度，新德里尼赫魯大學英美文學碩士，長期為《紐約書評》、《紐約時報》、《衛報》撰寫評論，是小說家、散文家，也是《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提名的「全球百大思想家」之一。在第一本著作Butter Chicken in Ludhiana（1995）這本關於印度的社會學研究報告即嶄露頭角，之後更寫出許多重要作品：《從帝國廢墟中崛起》（2012）等書。2008年被選為英國皇家文學學會會員，2012年，《經濟學人》則稱之為「薩依德的繼承者」，將《從帝國廢墟中崛起》列為「年度好書」。新作《憤怒年代》被《紐約時報》選為當年度最值得注目的書籍，獲Slate、NPR選為年度最佳書籍，並入圍「歐威爾獎」。
譯者：葉佳怡
作家、專職譯者。著有小說集《溢出》、《染》、散文集《不安全的慾望》，譯作豐富，有《史東先生與他的騎士夥伴》、《恐怖時代的哲學：與尤根•哈伯馬斯＆雅克•德希達對話》、《返校日》、《被抱走的女兒》、《憤怒的白人：直擊英國極右派！》、《五天》、《變身妮可》、《她的身體與其它派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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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場所有人對抗所有人的戰爭。憎恨、幻滅、失去方向！
現代文明的根基並非理性、平等、自由，而是暴力與憤怒、屠殺與騷亂。川普白人民族主義狂潮、英國脫歐、伊斯蘭激進派當道，並非偶然，而是「現代性」失落的宿命。
《憤怒年代》將現代社會發展至今的脈絡，上推回喜迎個人主義、現代性，投身資本市場不遺餘力的伏爾泰，與識破現代性落空、虛偽、淺薄且並無根基的盧梭二人，並深且廣地論析近代法國、德國、義大利、印度、波蘭、英國、中國的關鍵問題，指出憤怒是小及個人、大至世界、上溯過去且注定擺布未來，這年代的關鍵宿命難題。
潘卡吉•米什拉提醒我們：追求西化的現代社會帶來的，除了人人有機會擺脫階級與出身的光明面，更重要的也許是看似公平榮景之外那些被拋在後頭的人事，導致了人們失根、自我憎恨、燃起報復的怒火，它們不只禍延今日，還會延燒未來的每一個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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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面對這場普世危機，本書採取的觀點非常不同，也不會再將解釋危機成因的荒謬重擔放在伊斯蘭及宗教極端主義身上。本書認為這些史無前例的政治、經濟及社會失序，早在十九世紀的歐洲就已隨著工業資本主義經濟興起，並因此引發二十世紀前半葉的世界戰爭、極權政權以及大屠殺，只是現在造成負面影響的區域更廣，受災人口也更多：亞洲及非洲大部分區域一開始透過歐洲帝國主義接觸到現代性，此刻也正陷入西方經歷現代性時的災難性歷程。
這種普世危機的規模比恐怖主義或暴力問題更為廣泛。那些定期在全球引爆的文明衝突，包括伊斯蘭槓上西方，以及宗教及理性的對峙，都無法解釋許多政治、社會和環境方面的病灶。就連這些「衝突」論的闡述者或許都會發現，若能正視在層層疊疊的類宗教論述底下的另一種關聯性，將能獲得更多啟發，也就是說，伊斯蘭國這個哈里發國中俗麗的伊斯蘭狂熱分子，其實和鄧南遮及其他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初同樣浮誇的世俗激進分子之間，在知識及心理上有著深層且親密的關係：他們都是歌頌戰爭、厭女且擁有縱火癖好的唯美主義者，是指控猶太人和自由主義者無根式世界主義的民族主義者，而且稱頌非理性暴力；他們也是虛無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及恐怖主義者。面對各大洲出現的政商聯盟權貴、慘痛的經濟危機及可憎的不平等問題，他們的陣容愈來愈壯大。
為了理解我們自己的憤怒年代，得先回顧之前那段時間所經歷的動盪。曾有法國人在十九世紀晚期轟炸音樂廳、咖啡館和巴黎證券交易所，另外還有法國無政府主義者的報紙呼籲「摧毀」那座「巢穴」（里昂的一座音樂廳），只因為那裡過了午夜後還聚集著「布爾喬亞階級及商界的嬌貴花朵」，但我們討論後會發現，二○一五年十一月，那些受伊斯蘭國啟發而在巴黎的搖滾演唱會、酒吧及餐廳屠殺近兩百人的年輕歐洲公民，其實和之前那些法國人之間有許多共通處，而且比我們原本意識到的更多。
我們有許多跟十九世紀共通的經驗。早在「（伊斯蘭教）聖戰」（jihad）這個說法進入大眾的日常語彙前，德國和當時的義大利民族主義者就曾在一個世紀前要求發起「聖戰」（holy war），整個十九世紀，許多歐洲年輕人決心爭取自由或尋求一死，於是參與了在世界遙遠彼端的政治長征。許多俄國學生對羅曼諾夫王朝（Romanov）的殘酷及虛偽感到卻步，於是普遍決定擁抱革命彌賽亞主義，他們迫切希望藉此尋求一種全球性的絕對解方，並將同黨之人視為真正的信徒，而革命領袖則是一半帶有神性的英雄。然後到了今日，許多人普遍深受傲慢又狡詐的菁英羞辱，這種感受則使人們產生民族、宗教及種族的各種分裂。
然而，此刻雖有許多事件延續自過往，卻遠稱不上歷史重演。在這個狂熱講究個人主義的全球時代，我們擁有的苦難不只獨特，也更深沉，造就的危險更滲透每一個角落，且後果更難以預測。
二十世紀初的歐洲，自詡首先動員了人民集體力量的群眾運動包括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及共產主義，同時也是這些運動導致後續的戰爭、大屠殺和獨裁政權興起。而在西方及俄國，人們本渴望透過公共力量及政府權力創造完美社會，此刻也已氣力耗盡。更重要的是，在像是中國和印度這類「新興」強權內部，這項理想的影響力非常薄弱，而且因為自拍式個人主義（selfie individualism）更顯疲弱難振，就連那些在中東狂熱建造哈里發國的人們也不例外。
全世界正出現大幅度且不討喜的變動，在這段過程中，就算人們不至於像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一樣極端地認定「『社會』這種東西根本不存在」，卻也將身處公眾領域中的自己首要理解為具有權利、欲望以及利益需求的個體。打從一九四五年以來，世界大多地方的主權國家選擇透過計畫性、保護性的經濟成長，來大幅提升國力，並用來推動像是性別平等之類的特定目標。柏林圍牆倒塌後，全球化年代曙光乍現，然而人們為了個人的自由及滿足提出無止盡的要求，導致政治場域變得喧騰嘈雜。
打從一九九○年代開始，一種充滿野心的民主革命橫掃全世界，而法國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曾在十九世紀初深感不祥地目睹了類似的革命。這類革命讓人們除了追求穩定及滿足的一般欲望之外，即便在處境最缺乏希望之時，都還多了對財富、地位和權力的渴望。擁抱平等主義的野心打破了舊社會的封建階級，包含印度的種姓制度和英國的貴族階級。個人主義文化成為普世概念，其方式就連托克維爾或首先將個體追求私利的「商業社會」理論化的亞當•斯密都始料未及。
由於強調個體權利，針對社會歧視及性別不平等的意識也隨之抬頭；在今日許多國家，人們對於不同性取向的接受度大幅提升。然而，這項革命性的個人主義更廣泛的政治意涵仍可謂曖昧不明。近幾年的危機更顯示，無止盡的經濟擴張及創造私人財富的理想已大幅失敗。大部分新近才被創造出來的「個人」，都在靠想像拼湊出來的社會、政治社群及（或）主權正在衰退的國家中備受拖磨。他們深受托克維爾在談及其他議題時所描述的處境折磨：「傳統的連結、支持及限制，連同一個人對自我價值及認同的篤定信心都遭到拋棄」，此外，隨著後殖民國族建構意識的衰落及喪失，他們的孤絕變得更為強烈，同時也因為遍布全球的技術專家治國論菁英拋棄了社會民主主義。
因此，儘管每個個體擁有不同過去，卻都發現自己被資本主義及科技成群結隊地趕入共同的此時此刻，而令人髮指的財富及權力分配不均，創造出羞辱人的全新階級分層。這種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緊密狀態，或是漢娜•鄂蘭所謂的「消極連帶」（negative solidarity），更出現了幽閉恐懼症式的惡化，原因正是數位通訊技術，再加上彼此嫉妒、怨恨的比較能力提升，以及到處都是個人必須追求特色及獨特性的常見現象（但又因為常見而失去意義）。
在此同時，動態經濟系統內部出現毀滅性的衝突，這情況首先出現於十九世紀歐洲，當時原本一波波爆發的科技創新及成長，其成效被系統化剝削及廣泛的貧困化問題抵銷，而此刻這項衝突更在全球各地現身。這就是現代性帶來的衝擊，其中許多衝擊曾被代代相傳的「家庭」及「社群」這類社會建構及國家福利網所吸收，但時至今日，所有個體都得在立基不均的賽場上面對愈來愈激烈的競爭，等同直接暴露在衝擊之下，因此很可能感覺根本沒有所謂的「社會」或「國家」可言，只覺得必須投入一場所有人都是敵人的戰爭。
生存、自由和安定都是看似再自然不過的權利，這些權利原本就因為根深柢固的不平等而受到挑戰，現在就連政治失能及經濟停滯的問題也對其造成威脅，此外，在深受氣候變遷影響的所在，前現代經濟生活特有的資源稀缺及苦難也會造成問題。結果正如鄂蘭所恐懼，「人與人之間的仇恨急遽升高，普遍而言，所有人都能輕易被任何人激怒」，又或者可以直接描述為「怨憤」（ressentiment）。那是針對他人存有（being）的一種存在憎惡，其中混和了強烈的嫉妒、受辱及無力感，而隨著這種怨憤揮之不去、逐漸深化，公民社會就會遭到憎惡的毒害，政治自由基礎遭到侵蝕，而全球也因此正轉而追求威權主義以及各種有害的沙文主義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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