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者，天下之儀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懸命也。 □——管子《禁藏》
卡夫卡有三部長篇小說。最具代表性的《城堡》以K為主角之名，K似是卡夫卡的化名。另一部《審判》（The Trial）中，主角是Joseph K。
Joseph K在三十歲生日那天突然被捕，為何被捕？沒有交代。即使在法庭審訊過程中，也從未公布過他的罪名。而他居然自覺是真正有罪。什麼罪？說不出。最後在他生日前夕，被兩個身分不明的人帶到曠野處死。他竟接受這個極刑，沒有向執刑者抗議。《審判》是一部令人莫測高深的存在主義小說，表達人的夢魘、荒謬、困境與孤獨，但並非另一存在主義小說卡繆《異鄉人》所表達的疏離。評論指出：《審判》是對無罪的審判，也是對有罪的審判，更是對「審判」的審判。《新約□啟示錄》中，「最後的審判」到臨並未定期，而《審判》則隱喻人類對時間的觀念，那一天真正會來臨！
在現實生活中，卡夫卡是講德語的猶太人，居住在斯拉夫人的捷克首都布拉格，所以不被任何一方接受。他只活了四十歲，大學讀得法律學位，《審判》書中有許多法庭的細節描述。然而捷克那時屬奧匈帝國，應是大陸法系，非英美法系。大陸法系是由法官斷案，英美法系由六至十二人組成的陪審團決定有罪或無罪。無罪則定案，法官都不能推翻；有罪則由懂法律的法官決定刑期及賠款（或罰款）多寡。我國法律多參考同屬大陸法系的德國或日本，高達八成以上的法律條文是比照德國，所以許多法律學生前往德國留學。
國民參審上路
現在有改變，英美法系的陪審制度被引進台灣，名為「國民參審制度」，由六位「國民法官」（就是美國的陪審員Juror）及三位職業法官決定嚴重刑案的有罪或無罪，目前模擬法庭試驗已完成，112年元旦正式登場。國民參審制的成立原因之一，是近年民眾對法官與檢察官的不信任度達到百分之八十左右，包括受賄，審判獨斷，受某政黨左右等。「恐龍法官」指法官的思想老舊，比擬為遠古森林恐龍，判案可想而知。
世界的重要法律系統除以上所介紹的英美法系，大陸法系之外，還有宗教性的伊斯蘭法系，共產國家的社會主義法系，及清末已解體的中華法系。中國自治水的夏禹開始，有約四千一百年的君主專制，都是以君王朕意及人治為主。古代的中華法系重點是儒家思想及法家理論，偏重家族、君臣關係，更重視民間糾紛的調處，所以才有包青天這種不朽人物出現。實際上直到今天還是有「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官員公開道歉、鞠躬、甚至下跪的把戲。這和西方就事論事的希臘理性傳統相去甚遠。換言之，西方是法理情，中國是情理法。中華法系只在漢字文化圈內實行，包括中、日、韓、越。這些國家以此為基礎，制定本國法律。東方首部現代化憲法，是遲至明治維新之後的1889年才出現的《大日本帝國憲法》；中華民國憲法是1947年元旦頒布。
我們台灣繼承中華文化，但近年美國及日本對我們影響很大，因為這是兩個最先進的世界強國。我在美居住多年，以下簡單介紹美國的陪審制度，相信這也是我國建立「國民參審制」的根據。在舊金山灣區居住這些年，共有三次被通知為陪審員候選人，三次都被選上，一個大案子，兩個小案子。第四次沒選上，因為法官問已做了三次，這次如何？我回答希望被選中。他問為什麼？我說因為有興趣。他立刻要我回家，沒說原因，我也沒問，這種事反正可有可無。中國人朋友幾乎清一色不願擔任陪審員，不能瞭解為什麼我會有這種興趣，因為我並沒給人現代包青天的印象。
在美國的大公司或機構做事，有時會要求白領階級的雇員做性格、興趣或職業適合度的性向測驗，如此上下或同事更能彼此瞭解，做人處事容易些。有些人拒絕做，因為怕被人知道個性，作為以後對付方針。我則一定高興地做這些測驗，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瞭解自己和別人是正確的方向。我在由榮格（Carl Jung）心理學發展出的MBTI性向測驗答案是「指揮官」，長於鼓勵及慫恿群眾走入某一特定方向。而職業的性向測驗做出來，最適合的職業幾次以刑事律師最高分，民選政界代表（如議員或民代）為次，相合度都高達九十分以上。多年嚴格訓練的正式工程職業只得三十多分，文學作家也只有六十幾分。奇怪的是從小就沒對法律或其生涯（法官、檢察官或律師）發生過興趣。但是有一次為槍擊白種人的友人出庭，在庭上與提起公訴的檢察官發生激烈辯論，法官出面警告制止。友人的律師及檢察官在庭上是相對立場，私下他們是朋友。事後此律師對我說：檢察官告訴他說不能再與我辯論下去，因為我的措辭影響陪審團，會對他那一方不利。我並無法律訓練，如能導致此場面，可見天生適合做刑事律師。
陪審員不須法律知識
一般美國陪審制度選十二名陪審員，但通知約一百人到庭候選。這一百人由選民登記名冊或駕照名冊隨機抽中，必須是公民，無犯罪紀錄，身心健康，超過十八歲，有足夠英語程度。這些人來自社會各階層、以多元的常識及社會經驗參與審判，可以提升裁判的廣度與深度。他們不見得有足夠的法律知識，重要的是有沒有基本的邏輯思考能力，會不會有偏見，以及是否可對庭上的證據做綜合判斷。早先有一著名戲劇性的陪審團電影《十二怒漢》（12 Angry Men） ，亨利方達主演，圍繞著一個12人陪審團的辯證討論過程，整個單一場景就限制在那間陪審團的審議室，被譽為影史上「最偉大的法庭片」。另一部影片《失控的陪審團》（Runaway Jury） 演出被告的槍枝公司以重金企圖影響陪審團的情節，但一位年輕有正義感的陪審員不為所動，反而智慧的影響全局。 □
我第一次出席法庭就遇上重大刑事案件，在一百多人中是第一批被叫上台的十二人，檢察官及辯護律師展開對我們十二人的問話。問題的方向關乎個人背景，社會及家庭經驗，是否有偏見，對種族膚色的認知，甚至對社會某一特定事件的看法意見。罪犯是個男人，戴著手銬，但穿全套西裝以博取人們對他有好印象。有一位女性候選審判員公然表達不願被選上，問她為什麼？她說因為那人的面貌猙獰，戴手銬，犯罪的情節令她害怕，所以無法公平無偏見的評審。第一批十二人多被排除，有些留下，再叫下面的人補上來問話。這樣不停進行，中間可能又對先前已留下的人再度甚至第三次問話，然後可能此時才排除此人。大約進行到接近下午五點下班時間，檢察官（等於原告）及被告律師雙方才決定十二位最後人選及1位候補。被排除或留下的原因為何？不知道，可能是有偏見不適任，也可能對兩造的一方不利。冗長的問話消耗到一百多人的最後一人，才決定此十二人。我是第一群被叫上去十二人中唯一留下的。英文非我母語，文化習俗背景不是美國，為什麼被雙方選中，一定有原因。可能兩造問話中，我適任刑事律師的性向令他們決定留任。這個案子來回多日，最後因某種證據不當而審判無效。但並未結案，還要再審，只是十二怒漢要換一批。因為大家已身心疲憊，還有本身工作薪資得賺，家裡等著米下鍋。
基本上被選入陪審團，任職單位不得反對或刁難，依法要服從政府的規定。但是有些是賺鐘點費的底層，就可以經濟理由要求庭上豁免；還有其他家庭因素，如單親媽媽或照顧長者病者的不便，也可能豁免。我第二次被選中，正好遇到工作單位缺錢不景氣，人心惶惶。幸好這次是小刑事案件，一天就了事，沒被公司裁員。
第三次是偷車案，犯案者黑人。有一位同是黑人的女性陪審員強調他竊盜無罪，理由牽強附會，似是而非，當然不可能取信其他陪審員，但大家還是禮貌性的說服她。我猜她如此辯論應是護短，或者有些不同文化的考慮，這是個敏感的問題，我並不那麼瞭解他們黑人。在公司裡，同事多是同質，陪審團則會遇到各種不同的人，這就是人生經驗。還有數天的相處交談，學到的比在公司機構要多。我是性格外向的作家，不是張愛玲型，當然喜歡被選入，盼望以後還有機會。
文化習俗影響陪審團
基本上，美國法律案件大多不是通過陪審團裁決，而是由「認罪協商」（plea guilty）得到解決，如此可以較輕罪名起訴，並可要求庭上判處較輕的刑罰。民事案件也多「庭外和解」。我個人就曾和建我房屋的大型營造公司庭外和解，得到我所要的。其實我的律師那時一直受我指導與對方交涉，文攻武嚇。須知，律師最大的功能不是訴訟，而是如何避免訴訟。當事人如瞭解案情及有能力，就應加入討論，出主意，協助承辦律師共同作戰，勝算更大。
陪審團會受到周遭環境及民俗文化的影響。明顯的例子是美國名律師丹諾（Clarence Darrow）的兩個有名案件，在《丹諾自傳》各有一章陳述。其一是多年前在貧窮、落後、保守、篤信基督教的南方田納西州，中學生物教員課堂上教學達爾文的進化論，被地方法院起訴。在聽完兩造律師數天精采激辯後，陪審團只用了九分鐘就決定教員有罪，但只罰款100美元意思意思。另一是兩個天才型富家子大學生的「完美」綁架謀殺案。對富家子如此冷血，國人皆曰可殺。丹諾律師知道如由陪審團介入，最後必然死刑。所以決定為二人向法官認罪，求取非處死量刑。在庭上他以兩人都是尼采的超人學說信徒（他自己本人也是），做長達八小時動人的最後陳述，終跳過陪審團，取得無期徒刑。判刑宣布後，他走過被告大學生桌旁，一個冷靜的對他說：「不如死掉還好些！」為什麼？因為設計完美的謀殺案被破了，偉大的丹諾律師也沒能辯護成無罪，大家都不是尼采標榜的超人。
庭上的意緒
陪審員能斷定有罪或無罪。他們心中驚訝的說：「哇，我的回答決定這個人進監獄或被釋放……」感覺到自己能改變別人的人生，那是什麼樣的心情？
我這一生也無風雨也無晴，有時甚至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現在有機會決定別人的命運。審判已結束，我仍坐在空蕩蕩的法庭，沒有熟悉的藍天、白雲及森林，沒有市聲，靜靜的。只有許多座椅，深褐色光亮的木板牆，法官黑皮椅後的國旗及加州州旗。我輕輕撫摸著淺綠薄塑料椅把手，悅意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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