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是有新鮮花朵的銅像
在莫斯科車水馬龍的市中心區，運量最高的二號、七號，以及南北貫穿莫斯科如蛛網發展的著名地鐵網的九號線 ，三條地鐵交會的普希金廣場／特維爾大街出口、也是莫斯科蛋黃區最美麗的「林蔭環路」的重要節點，與上百萬莫斯科地鐵乘客天天見面的，是大詩人普希金的銅像。
對於在莫斯科度過求學歲月的我，這尊銅像是深深烙印在心底的地景座標。遙想這其中意趣，或許這尊建於1880年的銅像高度恰好令遠望者引頸眺望，而行人站在銅像腳下稍稍抬頭便能與微微頷首、似陷入沉思中的詩人四目交接。
在聖彼得堡繁華的涅夫斯基大道側邊的美麗草坪上，是另一尊坐落市中心的普希金銅像，相對於莫斯科低首沉思似的普希金，建於1957年城市尚稱列寧格勒的時期，身處巍峨宮殿建築間的銅像則捕捉詩人振臂倡議的意氣風發。
或許您會認為，身為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俄羅斯文化代表，在俄羅斯首善之區有幾個普希金紀念銅像也「只是剛好」而已；不過，對照台灣人與銅像或公共藝術的尷尬關係，在莫斯科的大大小小銅像中，有許多的藝文偉人、歷史人物、英勇市民，甚至膾炙人口的小說、戲劇中的角色人物；哪怕是布滿歲月痕跡，銅像座前、腳邊，都不時能看到鮮花。
更有趣的是，連年返俄演出，即在紅場旁黃金地區的黃金地區，遇見三尊藝術家新銅像：2016年完成的普羅科菲夫銅像疾行於小劇院（Maly Theatre）前的行人徒步區、2012年羅斯托波維契演奏大提琴的身影長存於作曲家協會斜角的小公園、而1999年完工的拉赫瑪尼諾夫新銅像則坐落於離普希金銅像不遠處的林蔭大道公園中——他們也成了每次我回莫斯科演出排練間刻意繞路造訪的「故人」。
普希金的重要性不只是「舉世聞名」，更重要的是他不畏文字獄、致力俄文創作，承接前輩們為俄文奮鬥的努力；並且，不僅只史詩劇本、敘事詩、評論……他更率先以俄羅斯傳統故事元素為基石，以流暢優雅生動的語言文字重整民間傳說，諸如《金雞》、《金魚與魚夫》等故事成了一代又一代俄國孩子們豐富的讀物——而在這些讀俄文的俄羅斯故事的孩子中成長出一代又一代的文學家、畫家、劇作家、音樂家。
普希金不僅在俄羅斯人的「國語課本」裡，更活在人人日常生活中。
除了銅像，俄羅斯對文化歷史的在乎更在信步可見的老建築上的紀念牌匾，在寸土寸金、以開發新建物掛帥的台灣，或許很難想像這種不僅保留老建築、更為「前房客」掛牌匾紀念，以「空間的歷史感」緬懷文化先人們的作為。
每個人在俄羅斯生活的經驗與感受都不同，但我深深體會到，這個具有許多「極度艱難」、「極度厲害」的國家千年來的苦難與光輝，或許就是來自於不輕易放棄創造、擁抱極致的態度。
因為，就連語言文字都得來不易。
不只是「把R左右反著寫」——爭取來的俄文
說來有趣，直到現在，初識者對於我在俄國留學的反應，除了「那裡不是很冷嗎？」多是「俄文很難吧！」「俄文字是不是都反著寫？」
若說今天的俄語是千年來多少人不屈不撓的血淚交織爭取來的，絕非妄言。彼得大帝政治的西化改造不僅在制度、更奠下大量進用外國朝臣的體例，西歐文化與世俗化同時衝擊俄羅斯原有的部族政治與教會；羅曼諾夫皇室力行與西歐同步的貴族教育，不多時便躋身歐洲外交政治舞台，在法語作為泛歐通行官式語言的時代，十九世紀俄羅斯貴族與知識分子完全活在擅長、習用法語與德語的氛圍；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就有整段、甚至整頁法文，除內容所需之外，「受過教育的讀者不需要翻譯」或許更是潛台詞。
十九世紀俄語與歐語的並存終於形成共競共榮的狀態，這樣的情形在十九世紀晚期的俄羅斯音樂更可見端倪。
一個女孩的名字、語言興革的里程碑
且讓我們由一個女孩名字、從一首鋼琴曲談起。
"Svetlana"這個非常流行普遍的女性名的由來，能說到柴科夫斯基的音樂、說到十九世紀的俄羅斯閨秀教育、更能管窺俄文奮鬥史。
柴科夫斯基著名的鋼琴曲集《四季》的〈十二月－耶誕節期間〉附上的是茹科夫斯基（Vasily A. Zhukovsky）的敘事詩《絲薇特拉娜》（□ветлана）的首句（原文與字面直譯）：
□аз в крещенский вечерок（在頓悟之夜）
Девушки гадали:（女孩們都在猜：）
За ворота башмачок,（門後的拖鞋們，）
□няв с ноги, бросали;（自腳上脫下、丟過去的，）
這首敘事詩取材特殊之處，在於它雖脫胎自德文詩，卻取用了與基督教信仰奇特地並存、屬於俄羅斯常民的「算命」習俗。
茹科夫斯從翻譯踏上專業文學路，1808年將德國詩人伯爾格（Gottfried August Burger）的敘事詩《蕾諾兒》（Lenore）譯寫為《柳德蜜拉》（Ludmilla），再度大幅改寫成1813年出版《絲薇特拉娜》（Svetlana），這兩首既譯且創的敘事詩被視為俄文詩的重要里程碑。
茹科夫斯基將敘事詩的開端置換為俄羅斯民間習俗，以簡單明暸的節奏生動側寫尋常女孩的心境。他第一次翻譯時，選用了Ludmilla這個「教會認可」、由lud（人們）+mila（令人喜愛的）組成的名字，而1813年再次譯寫時則採用醉心俄文研究的德裔詩人瓦斯托克（Alexander Vostokov）的「實驗產品」—Svetlana這個名字；隨著詩的大受歡迎，Svetlana成為最受歡迎的時髦女孩名——在普希金《奧涅金》的塔提安娜（Tatiana）登上女孩名排行榜首之前，可說是人人想名為Svetlana呢！
從茹科夫斯基三次嘗試自德文敘事詩翻譯、譯寫的努力，不難管窺生於十八世紀晚期、活躍於十九世紀初，許多受西歐、甚至貴族式養成教育的俄羅斯知識分子們如何在浪漫主義的勇氣精神，向民族的根尋覓、設法由宗教與政治管控下拿到話語權——即便是一個女孩名。
西歐教育、俄國生命
彼得大帝將羅曼諾夫王朝的政綱定調西向，從十七世紀晚期開始強力推行的西歐化生成了十九世紀「受西歐教育薰陶」的知識分子；不僅是上流社會男孩們在仿照西歐貴族寄宿學校或軍校，由凱薩琳女王提倡的仕女教育更為十九世紀地主的孩子、貴族的後代養成許許多多「具有良好語文與音樂素養的母親」。上流社會男孩子在家養育的歲月受到來自母親與不乏自外國禮聘的家教們張羅出來的文藝薰陶；於是眾人所熟悉的俄羅斯「古典音樂」由十七世紀起無數赴俄展開新生涯的各國藝術人才們、與俄羅斯小留學生（例如葛令卡）到歐洲見習匯聚創作，殊途同歸，在泛斯拉夫文化既有的豐富民樂民藝根基上陶養的沃土上發芽茁壯，乃至於十九世紀中終能育出美麗花園。
這是柴科夫斯基、也是屠格涅夫的成長寫照。屠格涅夫的《貴冑之家》（Дворянское гнездо, 1859）對十九世紀中期俄羅斯上流社會濃濃的畢德麥雅氣息的「有鋼琴且會彈琴」的家境中的人事物就有生動的描寫，心儀次女高音薇雅鐸（Pauline Viardot）的屠格涅夫對音樂不只是略懂而已，更將音樂用以側寫人物，書中以「演奏陶貝格（Sigismond Thalberg，與李斯特並駕齊驅的超技鋼琴家）的作品」、「唱歌劇華彩段兒」來形塑花蝴蝶般的瓦娃拉（Vavara Pavlovna），更安排主角潘辛（Vladimir Panshin）與她在社交場合以討論「顯然比能唱能彈更高層次的」音樂創作話題言語交鋒，襯托兩人歐化教育的深度。
殊途同歸
像屠格涅夫、柴科夫斯基此類「受西歐貴族式教養、能純熟優美地使用至少兩種外國語言」，或「對於俄羅斯有深切好奇心或認同感」的外國移民，這兩類知識份子由普希金承繼前輩們耕耘的「黃金時代」，匯聚、形塑主導「白銀時代」榮景，而這也是許多人印象中的近代輝煌的俄羅斯藝術成就。
先前所提到的柴科夫斯基的《四季》曲集就是由一位兼具落戶生根的移民與出版與音樂雙棲的文青，尼可萊˙伯納德（Nikolay Bernard）促成。伯納德家族並非巨富，然父子卻執著在出版與音樂耕耘；旗下有雜誌《小說家》（法文名為Le Nouvelliste，俄文則是□увеллист: Музь□кально-□еатральная □азета《小說家－音樂戲劇報》)。創刊於1842年的《小說家》旨在推介新曲，舉凡俄羅斯專業、業餘、外國作曲家之作都可在此發表出版，同時也報導俄羅斯、西歐、美國的歌劇、音樂會訊息，儼然今日表演藝術類雜誌的前身，可說是當時俄羅斯最多彩多姿的音樂報刊及出版品；這樣的音樂、藝文報導為知青們、閨秀們提供了藝文小確幸與社交生活不可或缺的話題。
《小說家》於每月一日發行，伯納德向柴科夫斯基提議依時節譜寫一系列以「四季」為題的小曲，獲名氣扶搖直上的作曲家首肯，1875年12月《新訊》雜誌昭告讀者「我國著名的作曲家柴科夫斯基先生將於翌年為雜誌譜寫套曲，這期雜誌並已刊載每月分的曲名與內容。」除九月號外，1876一整年《小說家》都以柴科夫斯基的新曲登於首篇，年終時旋即發行全集單行樂譜，封面印上十二幅漂亮插畫。雖然此套曲「客群」著眼於閨秀名媛等業餘愛好者，但《四季》的創作、印行、出版幾乎完全仿傚舒曼、布拉姆斯等西歐名家，有詩句引文、有美麗封面。並且除了自普希金詩篇摘句，《四季》選詩更是包羅萬象，甚至囊括三位以描寫鄉村生活、農民疾苦著稱的詩人，而十二月選用俄羅斯語言與文學里程碑之一的《絲薇特拉娜》，可說別具意義。
音樂讓全世界不懂俄文的人能聽到我們的心聲
在莫斯科求學時，我常在美術館裡上俄文課。
國立特雷提亞科夫美術館（Tretyakov Gallery）坐落於著名的藝術贊助者、富商特雷提亞科夫的故居，館藏專精於十九世紀俄羅斯藝術，尤其以主張與貧苦人民生活在一起、刻畫常民生活現實的巡迴畫派（□ередвижники/Peredvizhniki）著稱。我還記得老師仔細解說馬克西莫夫（Vassily Maximov）的〈術士來到農民婚禮上〉（"□риход колдуна на крестьянскую свадьбу"）中的民間習俗信仰與巡迴畫派聚焦於農奴貧民悲苦的歷史背景，語重心長地說：「文學和藝術是俄羅斯文化的核心，而音樂讓全世界不懂俄文的人能聽到我們的心聲。」
為何「俄文老師」要到「美術館」教一個外國學生俄羅斯音樂的精神呢？
不妨由穆梭斯基的《展覽會之畫》來看。有幾次演奏與演講後，觀眾與我分享他們聆聽穆梭斯基的《展覽會之畫》能覺察到這是「歐洲」的「古典音樂」，但就是「有那麼一點不一樣」。
柴科夫斯基曲曲動人的《四季》曲集於1875年開始連載，而《展覽會之畫》是穆梭斯基譜於1874年的作品，這兩闋廣為人知、年代相近卻風格迥異的名曲，或許可以作為「體會」俄羅斯音樂之心的起點。
許多人因《展覽會之畫》最終段雄渾又帶點異國風味的〈基輔城門〉而走進古典音樂世界，無論是鋼琴獨奏原版、或由管弦樂技法獨具一格的拉威爾受美籍俄裔指揮家庫塞維茨基（S. Koussevitzky）委託改寫的管絃樂版本，都令無數愛樂者感動不已，然而，「基輔城門」僅只是音樂與畫稿中的漂亮設計，《展覽會之畫》更刻畫了十九世紀下半俄羅斯未竟的政治與社會改革悲劇。
眾所周知，《展覽會之畫》衍生自樂評人、文化運動者斯塔索夫（Vladimir V. Stasov）蒐集早逝的插畫家/建築師哈特曼（Viktor □Hartmann）遺下的畫作與草稿舉辦的紀念展，然而這幅「基輔城門」卻源於沙皇亞歷山大二世遇刺事件。
1861年頒布的農奴自由令革新政策受挫，亞歷山大二世亦轉趨保守，終釀1866年武裝革命陣線大學生謀刺。為慶祝沙皇遇劫逃生，不僅在聖彼得堡建造與莫斯科紅場上的聖瓦西里主教座堂南北呼應的「基督復活大教堂」，在基輔也打算蓋起宏大的石造城門，宣示俄羅斯帝國的繁榮與沙皇權位的穩定。不過徵圖比賽無疾而終，哈特曼筆下融合俄羅斯各種民族素材──包括斯拉夫武士頭盔造型的拱頂，洋蔥頂、鐘組，鑲入莊嚴的俄羅斯國徽之鷹的「基輔城門」究竟只存在於比稿畫與穆梭斯基的音樂中。
雖然許多人因〈基輔城門〉的輝煌音響認識《展覽會之畫》，然描繪「魯蛇」、「邊緣人」的晦澀才是統御全曲的色調，《展覽會之畫》反映了受「十二月黨人起義」啟發的俄國貴族與知青階級對不幸者的同情、對社會不公的抗議。
即便使用了西歐的技法、語法，在十九世紀晚期的俄羅斯藝文青年的創作中，俄羅斯百千年來複雜的文化交融、改革情緒與悲苦現實，應當在「音裡行間」被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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