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父親第一次送書給我
家有兩層村上櫃。安排在卡夫卡跟沙林傑之間，上乘一套電影雜誌，下則林林雜雜陳置著一列推理小說。一眼望去，確實有幾分可疑。藏書量多到一櫃的作者，在我二十年的人生裡少得可憐，何況是足足兩櫃的分量。所有詩集加總也不過抵達了兩個櫃子的遠方，國中時神迷的西尾維新和伊□幸太郎不過懸浮起三個櫃子的群島，從我出生前就待在這裡的世界文學全集，終究是四個櫃子的宇宙。
由此可證，村上春樹在我二十個年頭的閱歷中，確實墊起了一定的維度。
不過，我對那櫃子可說是異常陌生，畢竟裡頭有一大半是父親當初買來後、閒置不看的。事情發生在我讀小學時，父親從某個書展搜刮了好幾本書，其中包括村上的十幾本，他說他打算慢慢看，並帶幾分興奮地把《挪威的森林》上下冊遞給我。那時A5大小的平裝書放在只活過十年的男孩手上，重量是那麼扎實。封面上，飛雪中額頭碰額頭的松山研一和菊地凜子，居然是我對村上春樹的第一印象。
那也是父親第一次送書給我。
好笑的是，沒過兩三天，父親便燉著一張神經兮兮的臉，開口向我索討那本《挪威的森林》。我問他為什麼。他皺眉，呵氣，很不好意思地告訴我，「抱歉，這本書是十八禁的，你還不能看。」我嘴上說著無妨，乖順地把書還回去，內心卻不免小獸騷動。於是半夜趁著父母酣睡時，潛入二樓的書房，將那本《挪威的森林》連同聯絡簿和習寫簿一併塞入書包裡。五年級的我看不懂當中角色愛來愛去、愛不來愛不去的橋段，也至於射精、高潮、SM、性亢奮等，顯眼到讓當時的我反感的字眼，作為書籤般的存在，悄悄撐開了瞳孔的夾縫。
對我而言那終究帶點宿命意味
我十三歲，村上六十五歲那年，我第一次送書給父親。
我自校內書展買回《沒有色彩的多崎作與他的巡禮之年》。秉著「父親似乎很喜歡村上春樹」這個不明就裡的假設，把書拿給父親。收到書，他粗糙的臉皮刷上一層沉默與尷尬，可隔天查看那本書，發現扉頁上多了一行「汪贈」的字樣時，我相信他是高興的。
上國中後，繼承父親的書房，也包括一批他貯藏的書。村上櫃在那時已有了原型，起初那就像是一片未開發的荒地，受盡鄰國漫畫、輕小說、推理小說的三方割據。後來是在奇異電影《東尼瀧谷》的引路下，我拾起《萊辛頓的幽靈》。厥後，自《聽風的歌》起，循著作品，我漸漸跟緊村上的漫長創作史。二戰後期、爵士、學運、真理教與千禧，一片片世紀末的光與酒水，橫跨漫無止境的五十二年，如列車駛經，車窗風景一格格並進，為我的思春期斷代又編年，漸漸靠近世紀初的身體。
甚至有那麼一段說來慚愧的時期，自我介紹裡多出那麼句，「我跟村上春樹同一天生日噢。」大部分時候招致「誰知道他生日啊？」的吐槽。但對我而言那終究帶點宿命意味，或許我打出生就被村上給繫上一條比臍帶更加堅韌的繩索也說不定。
不過，當然也有恥於講出這種自我介紹的時期。
我十七歲，村上六十九歲。《刺殺騎士團長》以灰色調幾何之姿湧入書店，我總是一副瞧不起的模樣繞到書架後排，那時我剛嘗到幾口質地更精純的文學，導致後來讀村上的作品時，總有股不曉得背叛了誰的卑鄙氣息。
那是一段好長好長的沒有村上的日子。學測壓力使書房迎來版圖大遷徙，教科書如黑死病覆沒整座書櫃，萬般不得已，村上櫃從兩櫃被我前塞後擠合併成一櫃。然而，書房之外的生活裡，村上的味道反倒更加濃郁。規律起居，上床、下床，搭公車再搭校車，讀書讀到晚上九點，再用同樣的方式返抵。社區鄰里間傳出流浪貓集體暴斃的消息，或是在庭園裡養雞又足不出戶的神祕人家——在那淒慘卻又不至於上吊的時間裡，也非全然的行屍走肉。第一次有了暗戀對象、第一次接觸性，第一次認真聽搖滾與爵士，第一次努力記錄些什麼，也是第一次踏上社運現場。談起來還真有點村上式的抒情與粲煥。
來年。村上古稀，我成年。摩羯座生而艱鉅，母難日必逢大型考試。學測前夜，我不怕死地重新讀了一遍《挪威的森林》（純屬感性，可想見這一通宵對隔天陳腔濫調的作文題目「溫暖的心」一點狗屁幫助都沒有）。學測後，書房安樂永逸，村上跋扈了起來，肥滿地占據了兩格櫃子，那陣子便重讀了「構成汪汪的Ｘ部作品之一」的《海邊的卡夫卡》以及從前不特別吸引我的旅記和散文。
承認還是有些羞恥，但我在不知不覺中似乎成了那種「隨時隨地攜帶一本村上春樹小說」的人，也曾這麼自嘲過：「這種人感覺不只假掰，還很渣。」如今村上春樹也輪了六遍生肖，我則多了完全責任能力人的身分。當然，偶有難以入眠的夜晚，依舊會從村上櫃裡抽出一本小說。關於那些貓，春夢，柴房，螢火蟲，矮人，骨董唱片，消失的男男女女，沒有解答的旅次與命題。想著這與我一天不差又相距五十二年的男人，正在做些什麼呢？不意外的話，應該睡得正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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