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監morning call
日本時代拆除清朝台北城牆，在愛國東路、金山南路蓋台北刑務所，四○年代台北看守所與台北監獄分立，至民國64年，看守所因空間不敷使用遷至土城；台北看守所由於收容人數多、死刑犯多、幾乎全國最知名的刑事被告都曾有土城經驗，送往迎來間，被稱作「天下第一所」。
貌似飯店的check out作業，每天應付出所、移監、出庭、外醫的需求，準備作業並非一日之計在於晨，而始自前夜或數日前。即將期滿出所者，心情大不同，要慎防復仇算舊帳，那種關不住的喜悅，也可能惹禍上身。出所前三、五天，所方便將收容人移至小舍房，阻絕潛在事端。出所當天，收容人被引領至出所專區，檢身、檢查行李、結算所方保管金額、領回保管物品、詢問所內管理有無不滿意或投訴事宜後，便能簽名check out，早上九點以前必能卸下收容身分，重新做人。
被告一旦定讞，身分轉為受刑人之後，刑期長便要移監；新報到的受刑人會先在看守所等待，但這等待長可達數月之久。究竟哪一天會移監，考量被劫囚或舍房管理等安全因素，收容人無從事前知悉。管理員在五點左右、起床號響起前，便透過窺視窗口喚醒收容人，名單則大多在前一晚九點確定。面對移監morning call，收容人只能兵荒馬亂，用不到一小時整理行囊，斷捨離。畢竟太匆匆，每天下午五點後，收容人便開始打聽自己在不在morning call名單上。能否提前透漏名單，最終衍成雜役與管理員的小惠，收容人眼中的大恩澤。
至於開庭，算上車程，台北地方法院的囚車大概要在八點左右從看守所接到收容人，方能趕上九點開庭。接到的每一個收容人，都要經過所方檢身、換上出庭服、透過指紋電腦比對核實身分，並且確保羈押禁見的同案被告不會被銬在一起，在囚車上串供。一長串的準備作業與早餐時間重疊，但少了早餐必顯苛扣，更何況不少收容人早餐後有用藥需求，不能輕忽，所方便把餐車推到等候出庭區，收容人輪番取餐，管理員依序給藥；為了安定心神，此處壁掛著液晶大電視，播放著旅遊生活、動物星球等頻道節目內容。如果管理員都改穿polo衫，眼前景象跟夏令營不會相距太遠。
手銬與腳鐐的戒具之爭
當法警把戒具施予收容人，把借提的提單交給看守所時，戒護責任便移轉法警。這個環節每天上演，即便出庭者多達數百名，也能行禮如儀，不負「天下第一所」威名。畢竟，這個環節一旦鬧出事來，就人多勢眾而言，當下管理員不見得有優勢。我看過的場面有限，但驚心動魄挑戰這個環節的就那兩、三件，且都發生在同一個收容人身上……
數年前的某個如常晨間，台北地方法院法警要為民事庭借提收容人，但這名收容人已在morning call時拒絕，理由是檢方在一審辯論終結後發出了補充論告書，出庭會導致其延誤完成訴狀。由於民事庭以書面審理為主，法院沒有強制被告出庭的權力；可法院來了提單，法警提不到人，也無法交代。最後，收容人用訴狀寫了請假單，親自交給法警，法警打電話到法院向承審法官報請同意後，才了結了這場騷動。
兩年前，這名收容人案件已經走完三級三審，又發回更審，竟然還是被告身分，沒有任何一罪定讞，在押期間背負逾十件民、刑事案件，送往迎來各級法院，早已稀鬆平常。某日，士林地院民事庭來借提，卻要求在手銬之外，再加上腳鐐；這名收容人即刻表明，拒上腳鐐，寧可請假缺席，也不願受辱上腳鐐。法警堅持法院有提票，就有責任把人帶回法院，不能請假。僵持過程中，收容人嗓門愈來愈大，所方一眾管理員與科員，立刻團團圍住收容人，祕錄器全開－－遇有狀況，展開優勢人力是所方主要處理準則。
對峙氣氛逐漸轉變，由收容人情緒失控的個案，過渡成執法適法依據何在。收容人堅持依法不能同時上兩種戒具，且各地、各級法院來借提，都不像士林地院毫無分別，不論罪名、罪嫌、刑度，一律同時上手銬與腳鐐。即便收容人讓步，以請假來迴避上腳鐐，也遭法警拒絕，但這也引來管理員質疑，因為法院沒有准否民事被告請假的權力。眼看另外兩名借提被告的開庭時間就要延誤，法警最後要求收容人不要聲張，沒上腳鐐就把人帶走。
這名收容人最後出庭了嗎？沒有。因為到了法院後，法警堅持不上腳鐐，就不能出庭。這名收容人沒上腳鐐來回法院，卻無法出庭。看來，士林地院和這名收容人槓上了。幾周後，有備而來的法警又來借提這名收容人，帶來了法律依據與解決方案：如果收容人同意將雙手背在身後，以「反銬」的方式戒護，就同意不上腳鐐。莞爾的是，收容人當場研讀法警出示的法律依據，發現反銬是被明令禁止的，執法人員豈能當成執行條件來交換？法警最後只好放棄堅持，同意收容人請假，拿著帶人的提單，卻只帶回假單。
「天下第一所」的晨間忙碌擾攘，點人頭，交接人頭，每一場騷動都可能牽動一個作業準則的改變。但是，有一個目標絕對不會變－－一個不能少，誰也不能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