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期間我腦中反覆出現以下畫面：小說家披起格紋襯衫，與我握手後走出咖啡廳，台北街頭飄著細雨，他沒有撐傘，步伐輕快消失於我的視線中。
千明官來了。
六十二歲的韓國作家第一次抵台，宣傳四十歲時出版的長篇處女作《鯨》。二十多年前，文壇素人一舉躍出海面，發出長鳴，陣陣漣漪自此未絕。《鯨》迄今已被譯為二十六種語言，2023年更憑英譯本闖入國際布克獎決選。正式採訪前，我詢問受訪無數的小說家，反覆回答同一部舊作感覺如何，他坦言：「有時覺得滿難的。某些細節現在已經想不起來了，回答可能會有變化。但當初書寫時，故事的走向非常自然，幾乎沒有過多預設。」
▋幽默與悲劇
台北國際書展的講座上，作家陳?青請千明官以一個《鯨》的角色自喻，他毫不猶豫地說出「江湖郎中」。故事裡江湖郎中以巧舌欺瞞眾人，混跡於藝術沙龍之間，拼接各路術語為己所用，終究遭到揭穿。千明官替自己，也替整個行當揭露：「全世界的作家都像江湖郎中，因為也是用花言巧語講故事的人。」
創作《鯨》時，千明官運用許多極具辨識度的筆法，當中最醒目的，莫過於出現多達六十餘次的句式：「這就是……的法則。」問及用意，他笑稱純粹是為了幽默，沒有特殊的理由。另一角色「刀疤男」登場時，總伴隨成串的前綴介紹，同樣是諧擬精神的展現，小說家卻也為之憐惜：「他的戲份不是最多，但為了愛情，切除了好幾根手指。面對如此浪漫的人物，我希望能賦予他一些幽默感。」
《鯨》的另一大特色，在於各種各樣的「大物」：象、鯨魚、力大無窮的角色巨正……粉墨登場時，故事裡外的人們無不屏息。但對千明官而言，「大」並非崇拜的對象，而是悲劇性的體現：「我們看見如此龐大的生物，往往驚嘆於牠們的生存能力，卻不曾想過其生命也有盡頭。越大的東西，悲劇性就越大。」《鯨》中文版譯者胡椒筒指出：「千明官的幽默不僅讓黑暗更黑暗，也讓悲傷的人物更悲傷。」
穿梭於神話、現實與歷史之間，讓許多評論者為《鯨》貼上了魔幻寫實的標籤。對此，千明官語帶保留地表示，如果作品的內容偏離一般現實理解，就容易被歸入主義的範疇，自己雖不排斥，卻仍不希望作品被過度定義。然而他也強調，小說並非個人傳記，一旦創作完成，詮釋權便交由讀者。在千明官心中，小說的價值在於體現作家風格與議題的多元性，最理想的創作，應能呈現作者內心真正關注的問題，而非為了迎合大眾而書寫。
▋文學與生活
不同作家關注的議題有別，千明官習慣將目光投向社會邊緣，關注在生存縫隙中掙扎的人物：「我希望作品表達人類的普遍性，而不是特殊性。」他觀察到，有些作家會有意無意地追求作品的「啟蒙」意義，但他並不認為自己的作品肩負教育大眾或改造社會的責任，而是單純反映自己身處世界的體感，「寫作最根本的視角源於生活，文學與現實社會始終密不可分」。
除了文學與電影，年輕時的千明官也閱讀社會主義理論著作：「這並不直接介入我的創作，但影響了我看待社會的視角。」回顧1970至80年代充斥矛盾的韓國社會，他坦言，那是一個集體憤怒的時代，人們自然對體制與現實提出批判。而他自認性格固執，只要是深信的理念，就很難改變。
若論及千明官創作的核心驅動力，往往是再平凡不過的現實──金錢。小說家並不諱言：「如果人物不是以賺錢為目標，就不是大人的故事。」個人故事即是集體社會的縮影，人人皆無法迴避生活的壓力，「有了錢才可以過日子嘛」。他以余華《許三觀賣血記》與莫言中篇小說〈師傅越來越幽默〉為例，前者的主人翁必須賣血養家，後者的主題則是改造廢棄巴士維持生計，角色們為了金錢而打拚，增添了故事的意義。
回顧千明官的生命歷程，或許更能理解金錢在其創作中所占的分量。擔任保險業務員期間，千明官攢下一筆存款，決意辭職投入電影夢。幾年間他持續創作新劇本，卻苦無執導機會。直到三十九歲，一部眼看即將開拍的作品，竟在最後關頭被電影公司否決，對幾乎耗盡積蓄的他而言，無疑是壓垮生活的最後一根稻草：「我覺得再也沒有希望了，丟掉家裡收藏已久的所有電影錄影帶。」
正是在那段最艱難的時期，他受弟弟的鼓勵投身文學創作。2003年，首部短篇小說集《法蘭克和我》問世；隔年撰寫《鯨》時，千明官仍近乎破產，家中沒有網路，與外界失去聯繫，連電影公司也找不到他。正因極端的孤獨，他得以在滿足基本生存所需外，將餘下的時間心力全數傾注於創作。於是，他僅用時三個月便完成初稿，再經三個月修訂後付梓出版，旋即成為韓國的暢銷書籍。
▋記憶與創造
緊湊的敘事，鮮活的畫面，《鯨》帶來觀影般的閱讀體驗。千明官自陳，從小熱愛電影的他，書寫小說場景時並未刻意塑造畫面感。由於「血液裡流淌著電影的DNA」，他往往不自覺採取近似劇本的敘述方式，因而被論者稱為「小說般的電影，電影般的小說」。
讀者很難忘記《鯨》結尾處對春姬的描繪：「不知不覺間，春姬長出了白頭髮，結實的肌肉失去了彈性，額頭上也出現了深深的皺紋。獨自一人燒磚這些年，她變得越來越孤獨，越是孤獨，磚頭的品質越是無可挑剔。磚廠後面的廣闊原野漸漸堆滿磚頭。」這一切，豈不是「創作」的隱喻？「我們都是這樣，越孤獨，就越會去想像。」千明官回應。
燒磚既是春姬寄託思念的儀式，更是以嶄新面貌重新搬演記憶的舞台。若寫作是形塑思維的重複勞動，成品是否依然保存原始材料的質地？「我認為記憶跟真實沒有關係。人會美化記憶，也可能刪除不想留存的部分。我並不怎麼相信記憶，記憶就是重新創造的世界。」千明官在廣闊的原野上自建劇場，演員與觀眾都是自己。
採訪過程中，有時我會陷入核對資訊細節的漩渦，難以分辨是小說家已然忘卻，或是我的資料來源有誤。然而，不愧是江湖郎中，當一扇門關上，千明官便引我走向另一扇窗，從容指點屋內種種陳設。如同時過境遷後，春姬回到人去樓空的廢棄磚廠，一面燒磚，一面在上頭勾勒記憶的輪廓。
▋浸入與抽離
有別於創作時的孤獨，千明官平日裡相當好動，「我有時間一定會去玩，不會在家裡寂寞地沉思。所以現在變成一個作家，自己都覺得很新奇。」受訪前一天，他剛結束整日的講座與媒體訪談，晚上遇到多年不見的友人，又興致勃勃地一起逛了饒河街夜市，隔日受訪時依舊精神飽滿，毫無倦態。
活潑外向的性格，使千明官與沉鬱的作家形象絲毫沾不上邊。他笑說，和其他作家吃飯喝酒時，常忍不住感嘆：「唉，這些人未免想得太多了吧！」他也驚訝於自己其實沒有那麼多需要反覆思索的事情，若有時間，他更喜歡讀書、釣魚，或與朋友出遊。閱讀小說時，千明官不為了發掘內心世界，他享受過程中的娛樂性，如同看電影般深深受到吸引。
等待對話翻譯的空檔，小說家偶爾將目光投向咖啡廳外的街道。我不禁想起，服役時擔任空軍天氣觀測員的千明官，日常工作便是仰望雲層變化。也許正因習慣於有距離的觀察，他對世界始終保持著某種自覺的抽離。退伍後，他輾轉做過建築工人、保險業務員與高爾夫球用品店員，直到今天，仍感到自己長期漂泊：「我不覺得自己屬於文壇，也不覺得屬於電影圈。」在韓國，人們稱呼他人時習慣加上各種頭銜，但他看得很淡：「怎麼稱呼我都可以。對我而言，最重要的只有『創作』。」
六十二歲的千明官，已經完成了執導電影的夢想。從籌備到殺青，整整十年的曲折與牽制，他都悉數經歷了。現在的他坦言，不會想再拍電影，未來，江湖郎中會繼續創作小說。而讀者們，或許依然會心甘情願地著迷於他所編織的花言巧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