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28日 星期五

【昨日之書】何定照/九旬頑童黃春明:創作不能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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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文選 【昨日之書】何定照/九旬頑童黃春明:創作不能有目的
【書評•小說】張馨潔/天堂不去也沒關係,人間就有
【書評•散文】栩栩/時間之死,工筆寫生

  今日文選

【昨日之書】何定照/九旬頑童黃春明:創作不能有目的
何定照/聯合報
黃春明與收藏的玩偶。(圖/本報記者林伯東攝影)

我老早就寫工農,我只是沒寫兵

黃春明的客廳不放獎座。明明獲獎無數,還拿了六個名譽博士,他卻自有堅持:「創作動機要很純,如果得獎是我目的,我會覺得很榮耀,但我從來沒想要得獎。」他只想把故事寫出來,深信若創作懷有目的,即使是寫同個故事,感覺也會不同,「這是動機不良」。

是這樣的真誠與初衷如一,讓這位公認的鄉土文學代表,在一九七○年代末鄉土文學論戰中幾乎未被戰火燒到。北市邊緣五樓的老公寓住家裡,將屆九旬的黃春明儘管髮色銀灰,神態仍是熟悉的熱情爽朗,笑說自己寫小說時間遠比論戰中他人作品遭指「工農兵文學」要早,「我老早就寫工農,我只是沒寫兵」。

早在鄉土文學論戰二十年前的一九五六年,還在讀屏東師範大學的黃春明發表首篇小說〈清道伕的孩子〉,靈感來源是身邊常看到的清道伕。「我把清道伕和自己在學校被罰打掃教室的經驗黏在一起,想說我如果是清道伕兒子,會懷疑爸爸是否也犯錯才被罰打掃,小說都從生活面發想。」

〈清道伕的孩子〉末尾,停留在小學生吉照擔憂遭同學嘲笑爸爸是罪人,從校門逃離,讓許多讀者懸念吉照究竟有否再返校上課;當年執筆的黃春明,思緒可不只停留在表達底層社會孩子的童稚憂心。「我是在批判!」

老作家斂起笑容,回到動筆時那位被退學四次的廿一歲青年:「勞動應該是神聖的,老師為什麼把勞動當罪過,把打掃教室當處罰?這不只是沒教小孩正確觀念,根本是反教育,小孩才會想說清道伕爸爸犯了什麼錯。我這批評很大的!」語氣之激動,彷彿感慨讀者為何沒看出故事背後的控訴。

窮人只有心,心就是互相的幫忙

早熟作家有話想說除了來自親身經驗,更多時候來自對周遭的敏慧觀察。黃春明小時因爸爸與人合夥做生意,家庭經濟不致如他小說眾主角般窮苦,但由於媽媽早逝,不久就進門的後母待他不佳,原本就不馴的黃春明變得更叛逆。「我常在外面玩,被制約在家庭或學校的學生沒經驗過的,我大都經驗過,生活上懂得很多。」

離家又逃學的「不乖小孩」四處所見,累積成他小說基礎。「以前文字創作很多是講理論,教小孩做個好學生什麼,我不喜歡。」他要從親眼所見出發,發揮從小跟阿公阿嬤看戲、兩老睡前故事、街坊漫長吵架等得來的浩瀚語庫,「我的小說不從理論開始,知識分子稱鄉下人文盲,其實自己才是口盲。」

一九六二年〈城仔落車〉中跟著祖母找甫改嫁的媽媽的佝僂症小孩,源於黃春明親見的病童,黃春明投稿《聯副》時還寫信給時任主編林海音,要她別把「落」車改「下」車,「那是主人翁生命的吶喊」;一九六七年《看海的日子》源於在萬華寶斗里電器行修電扇半年多對妓女戶的觀察,「農業時代社會很貧困,妓女都是被強迫的。」

然而黃春明親歷的活生生現實,曾被他口中的「理論派」認為不符現實,回顧過往,黃春明猶有火氣。「他們說我太浪漫,一個妓女回到自己村子,大家怎會對她那麼好?」說的是《看海的日子》中,描寫主角白梅為準備生產返鄉,村民的歡迎與呵護。

「他們不知道,窮人不像那些不用別人幫忙、也不幫忙別人的人那麼物化,窮人只有心,心就是互相的幫忙。」黃春明描寫的,正是他曾親歷的小村貧窮人家相互幫忙的情感,「那是種階級的情感」;只是窮苦人家不知自己被社會學者定義為「普羅大眾」,說到這,老作家頑皮捲起舌,裝作費力地學拉丁文發音proletarius。

我們這種頑皮的人很懂生活

理論派設定的想像還不只此。一九七二年《蘋果的滋味》敘述一位建築工遭美國軍官撞斷腿,意外獲各種補償,由於故事中描述到工人家屬私藏醫院廁所的衛生紙,被質疑怎能寫窮人偷衛生紙,「他們認為這有辱工農兵形象」。

「我當場拍桌!」隔了半世紀多,黃春明重回當時的氣憤,再度激動拍桌,不滿理論派還質疑工人太太怎會說「覺悟」這種文雅詞。「我說你怎麼這麼矛盾,台灣民眾那時沒看過那種高貴的衛生紙,會拿出於自然;『覺悟』也是很常用的台語。你對窮人有太多刻板印象,才會不能這樣、那樣!」

但黃春明在《蘋果的滋味》想說的當然不只是速寫窮人,「我這篇批判更明顯」。彼時他驚詫發現台灣在美國打贏二次世界大戰後,忽然變成什麼都美國最好,取名源自「原子」彈的原子衫、原子筆、原子襪、原子鐘遍地開花,中學生愛掛美軍防毒面具包,各界對美軍福利社(PX)乃至委託行趨之若騖……「從那時候,台灣就改變了,什麼都是外國好。」

戀惜台灣傳統社會單純與人性的作家,透過《蘋果的滋味》與《兒子的大玩偶》中在現代化過程中面目模糊的小人物,以及《莎喲娜啦.再見》中反日卻又得帶日本客戶嫖妓的業務等,比理論先一步詮釋了「後殖民」。「我們這種頑皮的人很懂生活,讀書人看到我們寫的比他看到的社會更寬廣深入,理論就來了。」

敏銳的小說家,還彷彿預言家點出台灣那種後殖民式依賴經濟的脆弱。黃春明說,他一九七二年寫《莎喲娜啦.再見》時,台日還沒斷交,結果文還沒刊出就已斷交;《蘋果的滋味》刊出七年後,台美斷交。

雖然從來只呈現生活現實,不寫理論,小說家對島國背後的國際洶湧自有定見。他在空中畫起美國如何防堵中俄的「第一島鏈」地圖,指著他心愛的那個台灣點:「美國絕對不是因為把台灣當朋友才保護,是因為台灣的軍事地位很重要。」只是他遺憾美國為鞏固防線,在發展台灣經濟並嘉惠自己時,也解構了他心目中雖貧窮卻珍貴的農業社會。

任何故事一定要感動自己才寫

這份遺憾持續在他作品發酵,近年他發表《跟著寶貝兒走》、《秀琴,這個愛笑的女孩》,前者嘲諷當代商品化社會,後者反映「人人心裡有個小警總」戒嚴時代外,也帶出當年許多人價值觀「被美國片害了」、幻想當明星的悲劇。儘管故事背後總有慷慨陳詞,黃春明始終警醒作品不被意識型態入侵。

他從九○年代開始的兒童文學創作也延續至今。「日據時日本人想脫亞入歐,學很多歐洲童話,台灣童話也變成都是王子公主,但我們應該要有自己的故事。」最新出版的《巨人的眼淚》,他講到書中巨人的心如何細膩,講著講著自己聲音也放軟放輕,「任何故事一定要感動自己才寫。」

問黃春明,怎能好像有兩個腦子,同時筆耕小說與兒童文學不輟?黃春明呵呵笑了:「一個頑皮的小孩,他什麼都會玩!」一面介紹起自己擺滿兩大架的布偶,忽而把手塞入兩只章魚布偶把玩演起戲來,一轉身又眷戀望著從德國坐飛機一路抱在懷裡帶回的半身高雪人。訪談過程總陪在旁不時補充的黃春明夫人林美音笑說,老公真的是個頑皮孩子。

九旬頑童一路邊玩邊不平而鳴,立下台灣文學標竿,但至今拒拍紀錄片,原因也有小小叛逆:「我看別人紀錄片都是從小就很了不起,我不喜歡,因為我是從很糟糕開始。」說自己糟糕,其實也是諷刺以看不見的手束縛人們的各種體制結構與成見,而正是這始終在他心裡的「糟糕」孩子,抵擋外界捍衛住創作泉水的清澈,「泉水乾淨的話,它流出來的水都會乾淨。」


【書評•小說】張馨潔/天堂不去也沒關係,人間就有
張馨潔/聯合報
宮澤賢治/著,許展寧/譯,邱惟/繪圖《波拉諾廣場》。(圖/有樂文創提供)
宮澤賢治將故事背景所在地——伊哈托布,比擬自己的故鄉岩手縣,他說那是一個如夢似幻的地方,「人可以瞬間躍上冰雲,順著大循環的風,向北旅行;也可以走在紅色花朵下,與螞蟻交談」。小說裡,那參雜著壓力與壓力的生活,來自於人際構築的社會階層,與深邃的俱櫸木森林、風雨樹影無涉。

博物局職員丘斯特因尋找逃跑的山羊,結識了農人法羅傑、米勒,三個年輕人一起在銀色月光的照射下,在廣闊的田野尋找傳說中的波拉諾廣場。聽說那裡充滿著樂器的演奏與歌聲,在那兒的人們將會開心地舉行慶典,在參雜憂愁與壓力的生活之外,是令人嚮往的理想之地。

書中看似靜好的農村,實則階級嚴明,地主與商人驕傲、不近人情,掌握大部分資源,法羅傑與米勒在地主手下工作,承受著壓榨,但性格依舊開朗、樂於分享。尋找波拉諾廣場的過程中幾經波折,迂迴了小說的大量篇幅,然而結果卻不如預期,三位抱有理想的青年,終究認清了世上沒有現成的迦南地,要光臨彼岸,不只是在草叢林木間尋路,也要捲起袖子實際開闢出一條路徑。

距今近百年的日本,三十七歲便逝世的宮澤賢治,在日本文學中開展出詩與童話的新境界,那樣清澈且源於生命深處的文學作品,至今仍感動無數讀者。《波拉諾廣場》、《銀河鐵道之夜》、《風之又三郎》、《卜多力的一生》是他最為著名的四部長篇童話,許多研究者認為《波拉諾廣場》尤其是他人生理想的寄託。

小說之中,眾人合力在現實生活與思想上墾荒,宮澤賢治在此處讓人物說出別有深意的這段話:「我們就趁冬天的時候讀書吧。大家分別讀通一本書,每隔五天就到工廠結合,利用一個晚上,彼此互相提問解答。」於是這一群人夏天在田野工作,秋天收成作物,冬天聚集在一間被商人捨棄的製酒工廠裡製作生活用品、互相交換,平時也不忘閱讀。工廠亦不再釀酒,人人勤奮的貼合著四季與土地的脈動,清醒的追求著幸福,清醒的編織著如夢似幻的理想生活。

這樣的追求在他的作品裡綿延,正如《銀河鐵道之夜》提過的「甚麼天堂就算不去又有甚麼關係。我們老師說過,我們應該在這裡打造出比天堂更好的地方」。正因為宮澤賢治深愛著家鄉土地與自然,一生投入農耕改良,為農民講習知識,著眼於改善農民生活,這個尋找烏托邦的故事,才不致流為無產階級人民公社的樣板,而是寫出他對於世界滿懷著的熱愛,映合著他的人生追求。


【書評•散文】栩栩/時間之死,工筆寫生
栩栩/聯合報
蔣亞妮《土星時間》。(圖/印刻提供
人們發明出無數單位和工具以計時,年月日時分秒,水、流沙及線香;又或者,時間亦可為節慶、紀念日所標的。然而,人難免一死,一旦涉足死亡,所有手段瞬間失效,僅能粗略地劃分為此前與其後。正如瑪格麗特•愛特伍《與死者協商》所言:「一旦有了時鐘,也就會有死亡和死人。」死亡並不真正自外於時間,問題是,死亡時間如何滑過我們?

《土星時間》裡,蔣亞妮透過父親、友人和寵物之死,為我們探測時鐘的另一面。借土星為喻,除了援引古典占星學中冷漠、遲緩且富壓迫感的土星形象,亦沿襲了蘇珊•桑塔格談班雅明點出的憂鬱氣息。雙重引用,是對自身星圖與寫作隊伍的再錨定。土星入命,寫生離死別,乃至一切空間地景變遷,像反芻,後座力特別強烈;比如全書開篇〈好好呼吸〉,一口氣從大疫一路過渡到病榻前,說短不短,可是一唱三嘆,箇中糾結與膠著,委實令人心驚不已。

土星當然也象徵著人生低谷,眼下的山重水複,並未允諾將來的柳暗花明。本來,土星就是責任和困難的代名詞。死生互為參照。只是,死亡雖不容迴避,卻也極其弔詭地弗可逼視:當你亟欲逃離,竟發現它恆常在側,當你趨近,又驚覺所有在場都無異於過場。

時間的過去,過不去的時間,既為過去式又同時是現在進行式,亞妮翩然穿梭於不同時態間,爾後,將它們一併留在散文裡。貫穿全書的另一道軸線,當屬她對讀和寫的思索。死亡和書寫如何相互充實?若單單以後者填補前者的空缺,似稍嫌簡略,而她親手拆解時間,重組記憶,讓真實和虛構彼此鑲嵌──真相怎麼可能只有一種?同理,悼亡書寫亦不必囿於一路。有人寫,是為了追回或再現,在亞妮,她向冥渺中投去的一瞥,更像某種確認:最起碼,始終有部分的自己與亡者位處同一時區。

頻頻扣問土星時間為何物,直到終於明白:「最為難的是,一個人該怎麼回應另一個人的『Time』。」測準與測不準,誰說了算,終歸全都作數。

回望土星,始知它的慢,原來是因為動盪太過,人要天翻地覆般重活一遍。土星一年,人間三十年,時候未到不能輕易言懂得,萬幸她懂,走過這一遭,反而能夠坦然領受宇宙的祝福。

其實,西方占星學中,土星掌管命運與秩序,而此二者的至高處交會處,正指向輪迴業力。

山手線的川流,土星環的壯麗,比比皆然。而我私心以為,時間也罷,書寫也罷,總恍如一尾銜尾蛇(Ouroboros)般,雖死猶生,無限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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