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現抒情傳統研究的世界圖景
陳國球教授是當代中文與華語世界最重要的學者之一。他的學術根柢深厚，不僅兼治古典與現代，比較文學方面也涉獵極深。陳教授曾於香港任教多年，目前獲邀擔任台灣清華大學玉山學者講座教授──台灣學界的最高榮譽。
陳教授對作為學科的中國文學史有專精研究，近年對抒情傳統的鑽研尤其受到矚目。《抒情傳統論與中國文學史》堪稱是他多年成果的最佳展現，這本新著勾勒抒情傳統研究的來龍去脈，並以此作為重新思考、批判中國文學史的方法。全書十章，除了介紹西方漢學界抒情傳統三大家外，並且延伸至中文學界相關學者及著述。從美國的陳世驤、高友工到捷克的普實克（Jaroslav Pr□□ek），從寄籍香港的司馬長風到流亡日本的胡蘭成，呈現了一幅抒情傳統研究的世界圖景。而台灣中介其間，在這一圖景中占據樞紐位置。
「抒情」在現代文論裡是一個常被忽視的文學觀念。一般看法多以抒情為小道，作為一種詩歌或敘事修辭模式，抒情不外輕吟淺唱；作為一種情感符號，抒情無非感事傷時。五四以來中國的文學論述以啟蒙、革命是尚，一九四九年之後宏大敘事更主導一切。在史詩般的國族號召下，抒情顯得如此個人主義、小資情懷，自然無足輕重。
然而只要回顧中國文學的流變，就會理解從《詩經》、《楚辭》以來，抒情一直是文學想像和實踐的重要課題之一。《楚辭□九章》〈惜誦〉有謂「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時至二十世紀初，魯迅寫〈文化偏至論〉則稱「鶩外者漸轉而趣內，淵思冥想之風作，自省抒情之意蘇，去現實物質與自然之樊，以就其本有心靈之域」。兩者喻義頗為不同，但惟其如此，才更顯現這一詞彙的活力豐富，千百年來未嘗或已。
這正是陳國球教授治抒情傳統的起點。本書開宗明義即指出，「情」在傳統思想脈絡裡有情「感」，情「事」，情「志」，情「實」等解釋，郭店楚簡甚至有「道始於情」的說法。「抒」情則同時有編織、貯存與疏散情的含義。除了與情感和自我表達關聯密切之外，陳國球指出，在先秦以及中古時期，抒情還具有豐富的社會意義，包括教育、外交、倫理，甚至療癒的功能。此外，抒情也常被用為諷諭或「形容盛德」的政治讚頌。在唐宋詩詞文化中，抒情作為隱逸或社交的喻象更大行其道，以此充分顯示其內省性及公共性兩個面向。
情的含義如此豐富，意謂這是一個不穩定的詞彙，因此對於情的辯證一直是傳統文學及思想界關注的話題。晚明馮夢龍的「情教」論，清初戴震的「情理」之辨，清末龔自珍的「宥情」說，都企圖從名教枷鎖中找到釋放可能。時至二十世紀，情與抒情更因歐西學說從浪漫主義到尼采、柏格森學說引進而有了新的轉圜。從早期朱謙之的「唯情」論到中期朱光潛、宗白華、艾青甚至胡風等的抒情論述，再到晚近王元化的「情本位」、李澤厚的「情本體」，在在可見。
重新喚起學界對「抒情傳統」的認識
在啟蒙與革命所代表的現代中國文學論述外，其實有一脈抒情論述綿延不輟。但如上所述，這一論述因為政治及其他因素隱而不彰。陳國球和他的同道所從事的，正是重新喚起學界對「抒情傳統」的認識。而如他在書中所示，這一工程的發生所在不是中國大陸，而是海外。關鍵人物是陳世驤、高友工、普實克，關鍵地點則是台灣。
一九七一年，陳世驤在「亞洲研究學會」年會發表〈中國的抒情傳統〉一文，從比較文學的視角檢視中國文學，提出結論：西方文學的特色是史詩和希臘悲劇，而中國文學的特色「在抒情的傳統裡」。陳世驤指出，這一抒情傳統源自《詩經》與《楚辭》，在隨後的幾個世紀裡分別以漢賦和樂府等形式發揚光大，並在六朝與唐代詩歌中登峰造極。陳世驤早在一九五八年初訪台灣的系列演講中，即已論及中國文學抒情特質，自此反響綿延不絕，成為台灣中文學界的一大特色。
陳世驤評價中國文學的前提源自對西方經典的反思，而他之所以提出中國「抒情傳統」，主要在於區別西方文論評價所有文學都來自荷馬史詩和希臘悲劇的觀點。為了矯正西方文學視野，陳刻意強調中國傳統的獨特性：即使西方文學占有優勢，「抒情」是中國文學──甚至是東亞文學──的「正統」。陳的用心拳拳可感，但他的論調不免流露本質主義的痕跡。即使如此，無礙於他成為二十世紀中期最有創意的文論家之一，稱他「發明」了「抒情傳統」，亦不為過。
一九四八年陳世驤英譯陸機《文賦》的來龍去脈
陳世驤的抒情傳統（有意無意的）抹消了現代，或許顯示他默認一般所見，將現代與傳統截然劃分，也或許反映了他的一種文化鄉愁。但這樣的答案仍嫌簡單。陳國球提醒我們，陳世驤在中國期間是現代主義者，在北大時曾積極參與現代主義相關的活動，赴美後才轉向古典文學。這一事實促使陳國球細思陳世驤「抒情傳統」論述背後的複雜動機，並探問他為何從現代主義轉換跑道，又如何在現代西方文學訓練與中國古典研究間取得協調。
陳國球的貢獻是發現並思考一九四八年陳世驤英譯陸機《文賦》的來龍去脈。陸機所處的西晉為「人類歷史最黑暗的時代」之一。但亂世反而促成中國抒情論述首次浮出歷史地表，而以《文賦》為佼佼者。陳世驤於抗戰中期赴美，在海外見證家國裂變。獨立蒼茫，他是否試圖從一千六百年前陸機所經歷的危機中，找尋啟示，安頓自己？公元三○○年是個「令人驚懼的美麗」時刻：政治的生靈塗炭激發出詩歌的鳶飛魚躍，肉身的隕滅造就了文學永恆。陳國球指出，陳世驤一九四八年版的英譯《文賦》取名「Literature as Light Against Darkness」（《如光的文學，照亮黑暗》），必然意識到「光」是《文賦》最重要的意象，那是生命感官資源，也是歷史長夜中靈光一現的希望。
高友工認為抒情美學是中國文學傳統的精髓
高友工早年曾使用分析語言學和形式主義批評來研究抒情話語。一九六八年他與語言學家梅祖麟共同發表〈杜甫的秋思：一個語言學批評案例〉，從詞彙語法結構、音韻模式的張力、內在意象的複雜性來探討杜甫名作中的語言歧義性。日後二人分道揚鑣，高友工遂鑽研抒情論述，從詩歌迅速擴展到其他。他認為抒情美學是中國文學傳統的精髓，並從司馬遷的《史記》，莊子哲學，以及曹雪芹和吳敬梓的小說中得到印證。一九八五年高友工更進一步，宣稱中國文明根基於「抒情美典」，尤其表現在唐代律詩之中，也延伸到音樂，戲劇，書法，畫作等藝術形式。
高友工的「抒情美典」自然令人聯想陳世驤的「抒情傳統」。然而比起陳世驤，高友工顯得更加野心勃勃：他不僅把抒情視野拓展到中國文明的各個層面，並且發展了一套綜合性的理論範式。高友工認為中國的「抒情美典」源自心與世界的律動，與柏拉圖式「真理╱再現」理念不同，最能體現這一特點的是律詩。律詩集內省與外爍的經驗於一體，並以向心和離心的符號體系呈現經驗的形式。這導致了「內化」（internalization）和「象意」（symbolization）之間的相互作用。他的論述在台灣引起「高友工旋風」，影響蔡英俊，呂正惠，張淑香等一代中文系所學者。台灣成為抒情傳統論重鎮，當自此始。
高友工試圖描述，甚至預設，抒情話語的運作機制。但他也注意到更根本的問題在於如何以語言學或是其他模式接近稍縱即逝的個人瞬間，如何用抒情來承受歷史與自然的流變，以及抒情如何在感知與反應的循環中構築自我主體。但陳國球慧眼獨具，又從史料中爬梳出高友工的家世背景，並以此推測他日後提倡抒情美典的線索。高出身世家，兄長高而公早年即左傾，最後與家庭分道揚鑣。高而公是中共文工史小有名氣的人物，文革末期過世。世變之中高氏兄弟動如參商，但他們早年關係頻密，陳國球因此推測高而公或許對友工有所啟迪。但他的研究並非刻意攀比，而是將歷史帶入高友工看似不沾人間煙火的論述語境，從而思考詩與史的互動。
普實克從新文學發現舊中國的抒情元素
普實克是二十世紀中期歐洲最重要的漢學家之一，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七年間曾旅居中國兩年，結識魯迅、冰心、沈從文、鄭振鐸等人。這段經驗對他的學術影響頗大，二次大戰結束後，他已經成為捷克年輕漢學家中的佼佼者。一九五七年，普實克發表〈現代中國文學的主體主義和個人主義〉一文，自此奠定他對中國文學的抒情探索。文中強調中國文學現代化最重要的特色就是轉向主體與主觀的追求：儘管魯迅的散文、胡適的自傳、郁達夫的懺情書寫、丁玲的浪漫小說等文類各不相同、社會政治立場有別、氣質才情互異，但具有共同的傾向，名之為「抒情」。
普實克深信現代中國作家的主體性與個人特質並不全然來自西方浪漫主義，更可能來自中國古典文學的抒情傾向。抒情傾向在古典詩文裡俯拾即是，其他文類如書信、日記、自傳等也同受感染。古典詩文在現代式微後，敘事文學成為抒情表達最主要的媒介。普實克認為，當這一抒情主體意識下放到民間、到大眾，形成釋放自我、人同此心的能量，革命即蓄勢待發──「抒情」於是過渡為「史詩」。
普實克的論點自然引起疑義，但他所提出的許多議題至今有啟發性，如古今之爭，詩史互證，小我與大我之辨等。一般認為中國現代化等同西化，普實克的想法恰恰相反。他從新文學發現舊中國的抒情元素，從而動搖文學史的線性、進步史觀。這在二十世紀中期充滿挑戰意味──尤其考慮到他的強烈左翼革命信念。時至今日，不少中國左派學者仍大談革命進化論，質疑抒情的「社會（主義）」性，強不知為知之，與普實克當年的論述相比，只見退化，何來進化？
陳國球對普實克研究貢獻有二。他指出普實克與波西米亞派浪漫主義一脈相承，普氏對捷克「抒情傳統」的渴望促使他在東方尋找共鳴。此外，普實克是著名布拉格語言學派的一員，他以語言學的結構觀分析中國抒情詩，顯示他對布拉格結構主義方法論的熟悉。陳國球比較文學的訓練在此大有發揮；他認為普氏各種觀念，例如藝術「結構」、「成分組合」、社會和美學「功能」等都帶有布拉格學派印記。
其次，陳國球對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三年間，夏志清與普實克的論戰也有深入解析。一九六一年夏氏《中國現代小說史》出版，頗獲好評，普實克卻嚴厲批評夏對共產文學懷有偏見，迴避歷史，因此是「科學方法」的反面教材。夏志清的反駁同樣砲火猛烈。他指責普實克深受左翼教條蠱惑，奉意識形態為金科玉律，以「科學」為名，卻全然忽略文學審美標準以及普世人文精神。陳國球理解二人意識形態鴻溝，但仔細推敲他們的立論後，仍看出對話可能。普實克從來支持「史詩」時代裡的抒情色彩；革命烏托邦理應見群與己的相容而非相斥。同樣的，夏志清批判左翼文學同時，其實頗能欣賞其中乍現的抒情片刻，何況夏志清著名的「情迷中國」（Obsession with China，或譯為「感時憂國」）說本來就充滿了家國情懷。（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