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地緣政治格局快速變動，長期依賴美國與北約安全架構的歐盟正面臨新的挑戰。近期爆發的美以伊戰爭，再次凸顯歐洲在重大安全決策的處境：當華府決定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時，歐洲並未被納入決策過程，只能在既成局勢下被動回應。
事實上，從烏克蘭戰爭中的負擔分配、格陵蘭爭議引發的地緣摩擦，到美國對歐洲的關稅威脅，跨大西洋關係中的權力不對等日益浮現。在此背景下，歐盟近年反覆強調的「戰略自主」，逐漸從政策口號轉為迫切的戰略課題。
歐盟戰略自主不僅關乎歐洲安全政策的未來方向，也將影響全球權力結構的演變。一個在安全與外交議題上能自主行動的歐盟，可能加速多極國際秩序的形成，並成為重要的權力中心。為補強長期依賴美國所留下的防衛能力缺口，歐盟透過二○三○年防務準備計畫以及「歐洲安全援助」機制所帶動的聯合防務投資，積極提升軍力，且有一定進展。然而若進一步觀察歐盟戰略的發展，可以發現其所強化的自主性，多屬被動因應式的防禦型自主，而非引領、影響決策與衝突進程的主導型自主。
以美以伊戰爭為例，戰爭爆發後，東地中海安全局勢迅速緊繃。歐盟理事會輪值主席國賽浦勒斯隨即協調成員國，啟動歐洲安全機制。法國航母「戴高樂號」與英、德、西等國海軍在該區加強巡弋。不過，美以伊戰爭同時也凸顯歐盟的限制：歐洲的迅速因應，展現的恰恰是防禦型自主的極限，而非主導型的自主戰略；歐洲能夠在衝突外溢時保護自身邊界，但對戰爭的發動與進程幾乎沒有實質影響力。雖可因應、卻無力引導局勢、遏止衝突，此亦是歐盟近年戰略自主處境最精確的寫照。
歐盟戰略自主走向之所以如此，不完全是能力問題，而與其深層的政策與制度限制密切相關。
首先，歐盟內部對「戰略自主」的理解並不一致。法國長期將其視為歐洲在必要時能脫離美國與北約框架、獨立行動的能力；德國則傾向將其理解為在跨大西洋體系內強化歐洲責任，而非建立與美國平行的戰略架構。此外，各國在具體安全議題上的政策立場也存在差異。例如，美以伊戰爭爆發後，西班牙明確反戰，拒絕美軍使用其基地對伊朗發動空襲；德國雖未承諾參戰，並承認在國際法問題上陷入兩難，但仍表態支持美以；法國則更積極強調歐洲在中東安全議題中的戰略角色。
事實上，歐盟各國在重大安全議題立場分歧並非首次。從二○○三年伊拉克戰爭、二○一一年利比亞軍事干預，到二○一四年後對ＩＳＩＳ的軍事行動皆然。由於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度依賴成員國一致決，任何單一成員國的政治考量都可能影響整體政策，使歐洲在重大危機中往往難以迅速形成統一立場。
美以伊戰爭可謂是對歐盟戰略自主的方向與壓力測試。歐洲在資源動員與防禦協調方面已有一定進展，但在戰略決策參與、危機主導以及政策共識等更積極的戰略自主面向上，仍存在明顯差距。
軍備能力的不足可以透過投資與制度安排逐步改善，但政策分歧與制度慣性所形成的結構限制，則不易在短期內克服。歐洲能否強化共同戰略，以此支撐更完整的戰略自主—美以伊戰爭再次將問題推上檯面，但答案仍懸而未決。（作者為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