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川普重返白宮，國際秩序進一步轉進後霸權時代的初期階段。此不僅顯示國際權力分布的變化，更預示國際秩序的深層轉型。美國雖不再主動承擔全球治理的制度責任，但無論是制度鬆動、價值解構到互動方式的改變，美國的退場方式、其政策作為與戰略態度，仍然深刻主導新時代的定義與樣貌。
後霸權時代初期的國際秩序有以下特徵：
第一，從單極主導走向多極共構：後冷戰以來美國為全球唯一領導者的單極體系已無法持續。川普與其政府明確否定「美國應主導國際秩序」的角色定位。國務卿魯比歐在其甫上任的專訪中明白表示，單極世界本就是歷史上的例外，而非應被延續的常態。川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強調美國優先、揪出拖累美國的盟友利益。美國的角色轉變，推動美、中、俄等多個權力中心的多極格局。儘管美中角力未歇、主導力尚未均分，但主導者唯一的時代已經結束。
第二，從衝突對立進入對立與磨合並存：各國間制度價值、戰略利益與政治認知等結構性矛盾本即不易抹滅。然而，不同於過去數年以對抗與否定為主的處理方式，如何在敵意與矛盾中共存、建立「避戰式的和平」，維持功能性合作與風險控管將是主要互動邏輯。此可由美國作法略窺一二。川普一方面對中國大打關稅戰與科技戰，另一方面卻保留經濟往來與軍事溝通窗口；魯比歐則強調，美國外交可以與「無共享價值」的對象進行合作。這種既對立又不全面對抗的互動模式，構成了後霸權時代初期最顯著的外交風景。
第三，國際制度轉向多元與複合：自由國際秩序（ＬＩＯ）不再是唯一的合作平台。美國在川普任內選擇退出、邊緣化或冷處理多個國際制度，致使國際制度權力空間重新分布，後續至少有三種趨勢：一是大國共同主導修正既有制度（如ＷＴＯ、ＷＨＯ等）；二是區域主義強化（如歐盟、東亞與東協整合等）；三是多邊集團的興起與制度拼接（如Ｇ20、金磚集團）。這些制度平台各自為政、功能交錯重疊，顯示國際制度多元與治理模組化的走向。
面對上述秩序結構的轉變，國與國之間的互動方式也隨之調整中。在傳統的同盟模式與制度性合作之外，將可見越來越多國家間，在價值分歧與立場對立的前提下互動合作。此類「戰略性有限合作」模式強調策略性往來、側重功能性合作與風險控管。其關鍵特點可模擬如下：
•合作存在但不深度連結。雙方即使在高階政治議題上對立，仍可能在經貿、能源、科技等領域維持合作。
•互動架構為模組式拼接。合作議題各自獨立，不建構深度制度整合，也不必然與高階政治互動綁定。
•務實、彈性與風險。國際互動的重點在於解決問題、滿足共同需求、風險最小化，而非共同價值建構或長期信任堆疊。
後霸權時代的初期階段是一個制度不整合、價值不聚合、權力不集中，但互動仍需持續的現實世界。國際政策不再以制度接軌與同盟穩定為中心，而以風險管理、議題靈活與平台多元為要。後霸權不等於無秩序，而是由單極走向多軌的國際新秩序。在這樣的世界裡，思維認知與操作方式能否靈活轉換，也將是國家得以維持行動力的關鍵。
（作者為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教授）
